第一章 传说隧道通向城市童年（第5/5页）

秦虽灭古蜀，杀了开明十二世，在海窝子抓住了他的儿子，但大批的古蜀人向南逃奔，不依附秦国，势力还很强大，实在是秦国要巩固平蜀成果的隐忧。在基本平蜀的基础上，要彻底平蜀、扫荡开明王朝剩余势力，需要一定的时间，而要真正巩固平蜀成果，加强秦国对蜀地的控制，就必须将秦灭之他国如赵国、齐国的富人豪强迁徙过来，充实逃亡蜀人的空白，既可削弱像赵国、齐国这样的大国经济和豪强势力，如临邛大的如卓氏家族、程郑家族等，同时还可改变留居下来的蜀人的比例，真可谓一箭双雕，否则对秦国统辖蜀地十分不利。而大批迁人入蜀，就必须筑城而居，便于统一管理，同时有效地阻止开明王朝残余势力的反扑。

但秦灭开明王朝之前，开明徙治的成都规模还不大，且还停留在有郭无城、比较粗疏的城邑的规模基础上。成都城市的建立，不像通常的城市那样或依山以利防守，或傍水以便交通，而是由如上所述的、秦灭蜀之后的政治形势所决定的。在移秦民——秦灭了他国如赵国、齐国等，固所徙之他国的人亦称秦民，其实所移并非全是固有意义上的秦民——万家于蜀有利于统治的基础上，秦国将蜀地自东向西分筑成都、郫、临邛三城，又开凿河道以便交通，又可构筑为护城河，作为对开明残余势力以及南方少数民族的防御线。

成都之名，来历甚久，具体年月已难详考。至于关于成都的意义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说“成都”之得名来源于巢居，有说其得名于汉文对兄弟民族语言所作的音译兼义译。而我们则认为“一年成聚（市），二年成邑，三年成都”的说法，更接近可能之事实。这种说法不只与《吕氏春秋·慎大览》里的说法颇为相类：“舜一徙成邑，再徙成都，三徙成国”，《庄子·徐无鬼》里也说“三徙成都”。也就是说，成都者成为都也。而《左传》上说，诸侯国都以外之城，凡有宗庙者为都。那么开明九世学习中原礼仪制度，“始立宗庙，以酒曰醴”，就足以证明彼时“成都”的实至名归。而张仪筑城之后亦名为“成都”既是对成都所处重要位置的看重——此所谓取古公亶父避翟南迁三年成都之意——亦是对在此之前所形成的“成都”之名的一种因袭。目前似乎尚未有确切的资料将命名权归属在谁的名下，而且在我们看来，其命权就是考证出来，也只是略助谈资而已，并不影响我们对“成都”一名进行能够自圆其说的个人理解。

张仪、张若筑成都城，遇到不少麻烦，在诸多有关筑城的故事记载中，干宝的志怪小说《搜神记》卷十三说得最为神奇：“秦惠王二十七年，使张仪筑成都城，屡颓。忽有大龟浮于江，至东子城东南隅而毙。仪以问巫，巫曰：依龟迹筑之，便就。故名龟化城。”因为古人认为成都土恶，不适宜筑城，彼时成都确是卑湿，又无排水河道，加之屡筑屡颓，因此筑城之中有卜筮之事，也属意料中的事。不过揆诸事理，“依龟迹而筑之”的说法，我们是不同意的，但如果说成都城“像龟形之屈缩”（王徽《创筑罗城记》），是“顺江山之形”（赵抃《成都古今记》）而成，我们认为更接近一种可能的事实。

成都、郫、临邛三城均在同一时期筑成，互相间二百里，形成品字形，互为犄角拱卫，可对蜀王残余势力有震慑作用。成都城之修筑，除了有军事和政治意义的大城，再筑少城，使其作为经济中心。关于少城的地理位置及其经济中心的地位，左思的《蜀都赋》里一言以蔽之：“亚以少城，接乎其西，市廛所会，万商之渊。”筑少城的目的，首先是便于统领这些从公元前314年迁徙到成都之秦民，发挥他们善于从事商业的特长，传播从中原带来的各种较高的文化技术，为成都之发展做贡献，其次也可作为对大城的屏卫。成都城之筑成，在公元前310年的冬天，至此之后，历代的成都，只有大小盈缩之别，而无地址之迁徙——稍后之都江堰的修成而基本上保证成都水灾较少，自然亦是城址较少变动的原因——今日成都雏形肇端于此，这个冬天对成都历史之重要是不言而喻的。

从历代的统计数据来看，每年的七、八月份，是成都水灾的多发季节，有时候甚至是洪水泛滥。公元前310年的雨水一定正常而听话，才有这个冬天成都城的完工并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