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追逐已逝的回忆（第6/6页）
“然而，”她说，“这只是他个性的一部分。不用我说，与人为难的事，他母亲也做得出来。尽管说起他母亲的这种做法时他表示并不喜欢，但他其实比他以为的更像她。”
他偶尔会推翻某件他曾强烈支持的事，努力修正自己下过的定论。但对德·萨尔沃的法律裁决这个问题上，他的看法却从未改变过。[12]德·萨尔沃死在监狱里那会儿，父亲说：“他虽然很可能就是犯下那13桩勒杀案的凶手，但法庭即便要定他有罪，也应该以正在讨论的问题定罪——通过那些罪行为死者复仇。然而，他们却选择了如此迂回的复仇方式……
“总之，这个男人就不该被送审。”
收到德·萨尔沃那封信时，父亲61岁。之后，他为心理卫生院和国家司法机关工作到70岁，但他在精神病学领域的实践工作却持续到80多岁，并坚持记录。无论他的记录演变到多么混乱的局面，直到被送入疗养院之前，他都从未放弃过记录。
12年过去了。如今已是2008年，父亲也已102岁。纯粹从寿命来看，他已经快赶上我的母亲，但种种“迹象”已经清楚地显示出他的虚弱。我知道，他的生命即将走到尽头。
[1] 父亲出院回家后，每周都会有一名访视护士来看他。每个月，放血师也会来两次，通过静脉切开的方式取走他的血样。显然，这一切都是父亲那位医生的办公室安排的。用朱莉娅的话来说，在这点上，她和西尔维娅的确从那名医生身上得到一些迟来的指导，帮助父亲从溃疡中恢复过来。
[2] 父亲这封批评迈耶医生临床教学的信是1941年8月写给约翰·怀特霍恩医生的。后者于1941年接替迈耶医生，成为菲普斯诊所的所长。
[3] 父亲在此推荐的这个人是爱德华·希奇曼医生。他从1922年起，负责管理弗洛伊德那间免费（或仅收取低廉就诊费）的精神分析诊所。1938年，他为了躲避纳粹迫害，先逃到伦敦，后于1940年前往波士顿。
[4] 起初，人们以为只有11名受害者，但据德·萨尔沃（犯罪嫌疑人）后来的招认，还有2名受害者。新闻记者格罗尔德·弗朗克在其《波士顿杀人王》（The Boston Strangler）（纽约：新美国文库，1966年）一书中，列出了13名受害妇女的姓名和年龄。其中5名年龄为19—23岁，另外8名都是55岁或年纪更大。
[5] 媒体关于受害人尸体的描述，可参见洛蕾塔·麦克劳克林发表于1992年6月7日《波士顿环球报》的回忆文章。
[6] 父亲在1965年4月6日写给马萨诸塞州精神卫生专员的信中称：“依照最高法院尊敬的阿瑟·E. 惠特莫尔法官吩咐”，已完成对艾伯特·H. 德·萨尔沃精神状况的检查，随后即可提供面谈记录。
[7] 父亲并未像反对他的那些人一样收到做证邀请。
[8] 做出认为其有能力接受审判的决定后，听证会被安排在1966年6月，而法庭裁决则于7月宣布。1967年1月10日，审前听证会上，再次提出其是否有能力接受审判的问题。但是，审判还是于第二天正式开始。（《波士顿环球报》，2013年7月13日。）
[9] 据德·萨尔沃的律师李·贝利（后来，他也是帕特里夏·赫斯特的辩护律师）称，他与检方谈判后的结果也部分影响到了法庭的决定。后来，贝利对自己同意这个明显妥协的决定进行了一番错综复杂的解释。可参见李·贝利与哈维·阿伦森合著的《抗辩从未停止》（The Defense Never Rests）（纽约：斯坦戴出版社，1971年），也可参见《时代周刊》，1969年1月27日。
[10] 德·萨尔沃在给父亲的信中称，如果能由父亲直接监管，“所有已经发生的事都有可能避免”。这句话着实令人费解。因为毫无疑问，他接受观察之前，就已经犯下那一系列勒杀案。德·萨尔沃信中还有很多使人困惑的地方，但他对父亲的感情却似乎是真挚的。
[11] 精神分析学专有术语，指男性的女性意向。——译者注
[12] 关于德·萨尔沃是否有罪这个问题，2013年，一项名为DNA（脱氧核糖核酸）“亲缘排查”的方法表明，德·萨尔沃的DNA与留在一名19岁被害女子身上的DNA样本相符。警方相信，这名女子是他最后的受害者。（《波士顿环球报》，2013年7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