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座城池的耸起和一间书店的倒掉（第3/4页）

王军：真正的现代化，是人的现代化。如果有那么多的朋友这样认为，那么让他们看看我的书吧，看看我是怎么觉醒过来的。我在这本书里也写到，美国是怎么觉醒的。他们在二战之后大规模改造老城，高速路铺到老城，大家都去开车，最后导致了整个城市的瓦解。当它成为一个高能耗的汽车的城市，这个城市的浪漫生活就再也没有了。所以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他们的规划学界包括整个社会，有一次集体反省。我在书中写了这个过程。我想中国肯定也要经历这个过程。因为我们的规划理论很多是从美国学过来的。

水木丁：好像我们已经在经历这个过程了。比如现在正值奥运期间，我们突然发现北京城装不下那么多车，所以开始单双号限行，然后人们也发现，这个城市并不适合行走。

王军：一般人不会认为这是一个正常的情况，他会觉得这是一个非正常的应急措施。我觉得这些年，其实我们也有所改变。比如现在地铁的建设好，我平时都不开车，我觉得我享受地铁和走路的乐趣。当然我们城市的很多步行系统还很糟糕，我觉得慢慢地应该会做好。北京堵车堵成这个样子，在奥运申办成功之后，其实已经在做一个规划，想改变这种情况。就是我们一定要靠公共交通，而不是小汽车来解决城市交通的问题。我相信北京现在已经开始意识到这个问题了。

我想说的是，建设部门一定要有所反省，它一定要对它的道路设计规范，居民区的设计规范，做出一次重新的检讨。因为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我们是以这种大马路、大的街坊、小区来扩张。老百姓怎么会觉得好呢，他买东西都不方便，有个小区圈在那儿，他上哪去买东西呢？小区外面是城管大队，想吃点小吃，城管大队来了。他要走路五六公里到一个shopping mall去，买了东西怎么回家？这都是我们根据美国的郊区城市的那套理论规划来的。但是这套理论已经在十多年前被美国自己给彻底否定了，我们还在拿来做一种城市规划。

水木丁：了解这样一个游戏规则对一个普通读者来说有什么用呢？他们并不是城市的建设者和规划者，他们的力量是渺小的。

王军：人们对城市的问题并不是无知无觉的，来找过我的人，他们的痛苦是刻骨铭心的，会对这个外部世界产生怀疑，怎么这个事情就落到我们家头上了，这个世界怎么会变成这样了。所以要有公众参与，要有社区参与。可能老百姓在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他们家就被人规划了。被规划成了一条马路，或者开发商的一个楼盘。他们的生活受到了彻底的影响，但他们无法参与到影响他们生活的过程中去。这是一个要根本改变的东西。规划师也不会自动变好的，人民要起作用，比如某城市的磁悬浮经过社区，老百姓反对，说你不能影响我们散步，当地政府也做出了妥协。这就是好事情，我相信，大家还是都想把这个城市变好。

水木丁：难道我们的市长、建筑师、规划师不考虑这些吗？他们不买菜吗？他们不是和我们呼吸着同样的空气吗？建设我们的城市的人，到底是一些什么样的人？他们怎么就能决定把这个楼拆了，在那里改建一条马路呢？

王军：我刚才已经讲了，我们的城市游戏规则有问题。它的税收状况有问题，它的来源不正常，没有物业税，靠卖地。因为政府不收物业税，所以市长只有靠卖地的收入和来自工业的增值税来发展城市。如果在一个税收制度正常的城市，大家都会支持清洁城市，保护文化遗产，为什么？因为城市只要环境好，城市的物业价值就是稳定和升值的，那么政府就可以通过物业税得到回报。

我在采访过程中见过很多建筑师和规划师，包括很多政府官员，他们都抱着和我一样的态度，但是大家都无能为力。因为这个规则在起作用，你要知道，所有的规划师，他都必须要考那两个伟大的规范（道路设计规范和居民区规划设计规范），他才能拿到规划师执照。他所有的图，必须以那个东西为准绳，才能得到通过和实施。他们有再好的想法，又能怎样呢？我们已经把一个非常有问题的规划理论，变成了一个公共规范，你让他们怎么办呢？

水木丁：那么我们的城市现在有这么多的问题，责任到底在谁呢？

王军：如果你一定要追责任的话，我觉得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包括作为记者的我。因为我们太长时间对这个事情熟视无睹。我们都在支持这样一个有问题的规范的存在。你不能说这只是建筑师、规划师他们的责任，因为每个公民都有责任。老百姓一直在做这个事情，像北京的老百姓，他们在拆迁的过程中，在不断地主张自己的权利，其实很早就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