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正直的人（第2/5页）

一个自由的人

蒙田的塔楼

一五七○年，蒙田三十八岁，他卖掉了法院推事的官职，回到蒙田城堡定居。再没有什么可以把他留在法院里了：他看透了他的工作的毫无意义，而且不再有朋友在旁督促他忍耐克制；他父亲已过世两年，给他留下了地产和蒙田的称号；他的婚姻给他带来了一笔可观的财产。因此，他“厌倦了宫廷和法院的束缚”，现在可以尽情地享受他书房里的一条拉丁语铭文所说的“自由、安宁和闲暇”了。这绝不是一个愤世者或苦行僧的遗世独居，而是一个乡绅的离群索居，他可以自由自在地安排自己的生活，有时，受野心驱使，也与大人物打打交道，过问一下政治，但更多的是精心维护自己的独立：“我们要保留一个完全属于我们自己的自由空间，犹如店铺的后间，建立起我们真正的自由，和最最重要的隐逸和清静。”具体地说，这个“后间”，他安排在城堡拐角处的一个塔楼里，那里有他的小教堂、卧室和书房。这是他的私人领地，他竭力保护他这方领地免受“夫妇，父女和家庭生活”的骚扰。他的书房里有一千册藏书，这在当时算是很大的数目了。为了随时能领受永恒智慧的教诲，他从《福音书》或古代哲学著作中摘录了一些箴言，把它们的形象描绘在天花板的搁栅上。他就躲在书房里，逃避“一切责任”，潜心读书，踱步沉思，为他喜爱的作者写写评注，抑或边凝视佩里戈尔乡村风光，边逗弄他的小猫。十九世纪，一场大火将蒙田城堡的主体部分毁于一旦，但苍天有眼，那塔楼幸免于难，这样，人们仍能在蒙田撰写《随笔集》的环境里回忆蒙田。

思想孕育的孩子

就在一五七○年，圣日耳曼条约使宗教战争暂告结束；一五七一年，莱奥诺诞生，这是蒙田唯一成活的孩子。《随笔集》毫不掩饰蒙田对只有一个女儿的失望心情，他把教育女儿的责任全部推给妻子。他本希望能生个男孩，就可以把他的人生体会、他的姓氏和地产传给儿子。正因为如此，他对孩子不感兴趣，这让我们难以接受，其实，这恰恰是他对温情的一种抑制。也正因为如此，他便在他思想孕育的孩子身上寻觅慰藉：“我们的思想、勇气和智慧所孕育的孩子，要比身体孕育的孩子更高尚，而且更是我们的孩子……”。就在这一五七一年，他在巴黎出版了拉博埃西的作品，从而向他个人的作品迈出了第一步。

不任公职和相对清静的生活不一定带来心灵的平静，因为“隐居时也有可能不清静”。对于一个求知欲非常强烈的人，无所事事会导致精神上的无政府主义；蒙田有过切身体会：“最近我退隐在家，决定尽量好好休息，不管他事以度余生，仿佛让我的思想无所事事，自由地运转和休息，这是对它的最大爱护……但我觉得事与愿违，我的大脑就像脱缰的野马，成天有想不完的事，要比给它一件事思考时还要多想一百倍；我脑海里幻觉丛生，重重叠叠，杂乱无章。为了能随时细察这种愚蠢和奇怪的行为，我开始将之一一笔录下来，指望日后会自感羞愧。“蒙田和古代神话中的那喀索斯[12]一样，需要一池清泉来认识自己。而这清泉，就是拉博埃西留给他的以及他自己觅得的哲学著作，尤其是普鲁塔克的《道德论丛》，一五七二年，阿米奥把这部书译成了法文。他更是将人生的教训和书本的教诲捏合起来苦思冥想，试试自己有多大的能力。

一五八○年的《随笔集》

蒙田将用什么形式来表现他的幻觉呢？按照当时的风尚，他可以到古人的著作中去抄袭警句格言，就像《加图箴言集》、伊拉斯谟[13]的《名言录》、亨利·埃蒂安纳[14]的《希腊人和拉丁人的道德格言》。他也可以像有些人那样，摹仿塞涅卡《给卢齐利乌斯的信札》，写一些论道德的信札或文章，如西班牙人格瓦拉[15]的《金色信札》，皮埃尔·德·梅西的《训诫大全》。把他自己的回忆录写进他那个时代的历史中去，这对他很有吸引力：他是法兰西国王和纳瓦拉[16]国王的官廷内侍，他对公众事务了如指掌，加之他看问题的客观性，这使他成为一个享有特权的观察家；因此，他的朋友们鼓励他写这样一部著作。不行！在这内战年代，一部历史书无异于一种表态：不是辩护，便是抨击。他不是意大利战争中的老战士，不像杜贝莱统帅[17]或他的乡亲蒙吕克元帅[18]那样有英勇业绩可供叙述。此外，他不喜欢历史的报刊文体，生性钟爱生动幽默的诗歌文体。他的天才之举，是博采众长，将这些不同体裁的特点溶进《随笔集》中；这些《随笔集》既是一个学徒的习作，又是一个敢想敢为者的奇想，一个并不灿烂辉煌却经受过磨炼的人生体会。诚然，今天的读者看到一个极其厌恶卖弄学问的作家竟如此大量地借鉴古希腊和罗马作家，会感到不胜惊讶，然而，他这样引经据典不是为了炫耀知识渊博；那些引语变成了蒙田“自我”的一部分，并使他的“自我”更加丰满，却仍保持无拘无束。这都著作的构思史无前例，成为作者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因此，蒙田可以在他的《致读者》中宣称：“我自己是这部书的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