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 肯

1880—1956

亨·路·门肯,美国现代著名编辑、散文作家、批评家兼语言学家。因编辑《时髦人物》和《美国水星》二种杂志而驰名于美国文化界。主要著作有《偏见集》和《美国语言》。

致威·杜兰特书

你所问我的话,扼要地说,是我从人生得到什么满足以及我为什么要继续工作。我之所以要继续工作,正与母鸡继续生蛋的理由相同。每一个活的生灵里都潜藏着一种朦胧而强大的、要积极行动的冲力。生命要求你积极地生活。无所作为对于一个健康的生物体来说既痛苦又有害,事实上几乎是不可能的,除非是作为一次次迸发出来的积极行动之间的恢复过程。唯有垂死的人才能真正地懈怠。

一个人确切的活动方式当然是由他与生倶来的机能所决定的。换句话说,他的活动方式取决于他的遗传。我不能像母鸡一样生蛋是因为我生来完全没有这样的机能。由于同样的道理,我不能当选为国会议员,不能拉大提琴,不能在大学里讲授形而上学,也不能进钢铁厂做工。我只能做我得心应手的工作。我恰好生来就对思想具有非常强烈、永不餍足的兴趣,因此我喜欢玩思想游戏。此外,我恰好生来就比一般人更善于把思想化为文词。结果我就成了作家兼编辑,也就是说,成了一个贩卖和编造思想的人。

在这一切之中,几乎没有我的自觉意志。我做的事并不出于我的选择,而是由不可思议的命运所决定的。我童年时由于对精确的事实怀有强大的、然而还是次要的兴趣,我曾想当化学家;与此同时,我那可怜的父亲想让我当商人。又有些时候,我像一般家境比较贫寒的人一样,很想靠什么轻巧的欺骗手段发财致富。但我还是成了作家,并且将保持这个身份直到我写完人生的篇章,这就像一头母牛终生只得不断产奶一样——尽管按它自己的心愿,它是宁肯生产杜松子酒的。

我远比大多数人幸运,因为我从童年起就能靠工作谋得优裕的生活,我所做的恰恰就是我一直想做的事——要是不给我报酬,我照样会干的,而且还很乐意。我相信像我这样幸运的人不会很多。千百万人不得不为了生活而从事他们其实是不感兴趣的工作。至于我,除了也曾遭逢人生难免的不幸之外,一直过着非常愉快的生活。因为我在不幸中仍享受到自由行动所带来的巨大满足。总的说来,我所做的恰好是自己想做的事。我对自己所做的事可能会对别人产生什么影响不感兴趣。我写文章、出书并不是为了取悦于人,而是为了自己的满足,正如一头母牛产奶不是为了使牛奶商获利而是为了自己的满足一样。我希望自己的大部分思想是健全的,但我其实并不在乎。世人可以对它任意取舍。反正我在构思时已经得到了乐趣。

我认为,获取幸福的手段除满意的工作以外,就要数赫胥黎所谓的家庭感情了,那是指与家人、朋友的日常交往。我的家庭曾遭受过重大的痛苦,但从未发生过严重的争执,也没有经历过贫困。我和母亲和姐妹在一起感到完全幸福;我和妻子在一起也感到完全幸福。经常和我交往的人大多是我多年的老朋友。我和其中一些人已有三十多年的交情了。我很少把结识不到十年的人视为知己。这些老朋友使我愉快。当工作完成时,我总是怀着永不消歇的渴望去找他们。我们有着共同的情趣,对世事的看法也颇为相似。他们中的大多数都和我一样爱好音乐。在我的一生中,音乐比任何其他外界事物给我带来更多的欢愉。我对它的爱与年俱增。

至于宗教,我可以说是完全没有。我成年以后从未有过任何堪称宗教冲动的经历。我的父亲和袓父在我面前都是不可知论者,虽然我小时候也曾被送进主日学校,接触基督教神学,但他们从没有教我信仰宗教。我父亲认为我应该学习宗教知识,但他显然从未想到过要我信教。他真是一位优秀的心理学家。我在主日学校的收获——除熟悉了大量的基督教赞美诗以外——就是建立了这样一个坚定的信念:基督教信仰充满着明显的荒谬之处,基督教的上帝是反常、悖理的。从那时以后,我读了大量的神学著作——也许远比一般的牧师读得更多——,但我从未发现有任何理由要我改变自己的想法。

在我看来,基督教徒所奉行的礼拜式只能贬低基督教而不是使它变得崇高。它让人们在上帝面前顶礼膜拜,要是那个上帝确实存在,他非但不应当受到尊敬,而且还应当遭到谴责。在这个世界上,我几乎看不到有所谓上帝的善行的证据。相反,在我看来,根据他平日的所作所为,我们就得把他看作是一个愚蠢、残忍和邪恶的家伙。这么说,我可以问心无愧,因为他一直待我很好——事实上简直太客气了。但我还是不得不想到他对其他大多数人的肆意折磨。我简直不能想象怎么能尊敬那个战争与政治、神学与癌症的上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