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布－格里耶（第2/3页）

我是在1956年认识西蒙的，也就是说，热罗姆·兰东 和我正在寻求具有强烈个性的小说革新者以组织在子夜出版社周围——正是在这样一个时期，我们相结识了。我们那样做的目的是要开展共同的战斗，以求有益于各不相同、未加入任何一派、有才能的作家，因此与流派问题完全无关。当时，完全出于偶然，我拿到一部小说原稿，这部小说我看过之后，兴奋异常。这就是克洛德·西蒙的《风》。克洛德·西蒙十年之间在人马星座出版社(Sagitta-ire)出版过两本书，在卡尔曼—莱维出版社(CalmannLevy)出版了另外两本，没有取得公众的注意，默默无闻，不为人所知。我想尽早见到这位作者，我觉得他是有伟大前途的。我曾经问过他，他的小说自始至终叙事之强劲有力如同飓风那样猛烈，为什么中间或此或彼被一些奇怪的语调断裂分割开来（我以为这是使力量削弱了），并伴之以突如其来的强度的衰减：即在叙述的整体之中插入一些章节，并在写法上写得比较更为审慎而且循规蹈矩，更加传统式的，目的很明显，是向落后的批评界表明此时此刻事件发展以更加猛烈的气势更加坚定的信念跨入暴风雨那样的境界了。

克洛德·西蒙当即回答我说，他同意我的意见，同意这些灵气尽除的章节写得空空洞洞，形同废话，同意这些章节从文学角度看只能取得否定性的反效果。他以一种感人的谦逊态度补充说，这种情况出现的唯一理由是为了让卡尔曼接受全部作品，否则，卡尔曼一定会认为那本书写得艰涩难解，不够“合理”，予以拒绝。

宁可在他的酒里掺水，他心中无比珍视的原有文本一点也不改变，所以他在其中兑上几杯淡而无味的汽水！兰东和我，我们当时就建议把那些谦恭的添加物都给删掉，按他最初的样子恢复全书，如果卡尔曼—莱维拒不接受，我们请他把书稿转给我们。就这样,《风》在子夜出版社出版了，此后，克洛德·西蒙所有的作品都在子夜出版社出版，由此开始，他的天才得以自由驰骋，出版方面的任何限制宣告解除。在这一事件中，有一条教训：现存秩序的守门犬尽管老大不高兴，恰恰是在这样的时刻，他声名鹊起，很快他又取得世界范围的声望，因此法国现在才得以取得来自瑞典的荣誉。

“在他的酒里掺水”这一说法出现在我笔下并非偶然，因为西蒙本人在这个时期就是葡萄种植者。在这里，作为一个人的风貌，以及他个人的全部历史，正好是作为作家的风貌的印证。投身于西班牙战争的战士，1940年在佛兰德地区服役的骑兵，葡萄种植者，滑雪运动员，所有这些形象，对我来说，都可以在这深深根植于有血有肉生动活跃的生活中的作品里面找到，这种作品与因打乱了我们的习惯一厢情愿加之于先锋派文学那种抽象化和枯竭的绞脑汁作法的“象牙之塔”，真是相去十万八千里。

说到这里，让我们看看亨利·德·科林斯 这样的证明吧。亨利·德·科林斯在那灾难性的佛兰德战役中，曾与骑兵西蒙并肩作战，在我们这部获诺贝尔奖的小说中，人们多次看到骑兵西蒙那种徒劳无谓的英勇气概；其实，他是怀着索谬尔军校骑兵教官中处在特权地位的顽固军官那种残忍的温情对之加以嘲笑的，德·科林斯很可能就是这类具有贵族身份的骑兵军官的原型，如果不是范型，至少可说是人物生成的始因。骑兵部队这位军官在他出征日记中经常提到与其坐骑融为一体的军人西蒙，仿佛有一种自然力量把他们全体推向他们的终局，既悲壮又荒谬的命运：在溃败途中，面对敌人的坦克，全副武装，高举战刀，冲向死亡。孤独的骑兵克洛德·西蒙，他有他的风格，如同被骑兵大队不可抗拒的潮涌所裹挟，引向一种今非昔比的浪漫主义，于是回忆、想象、幻觉随着大潮一涌而起，克洛德·西蒙的文笔立刻就把热情的读者激动起来了，把他们引向世界，有时甚至将读者推向某种具有同一性的奇异现象之中：有些青年沿着这位大师的轨迹亦步亦趋，也拿起笔来写作，不仅使用他的词汇用语，行文中也浮现出与他笔下语句同样独特的节奏，不仅这样，他们还写他曾经写过的人物，他们创造出一种虚幻的性格，既闪耀着赞美的光彩，也带有嘲讽的色调，对此西蒙是颔首微笑的第一人。有些专家可能还记得十五年前出现过一部篇幅不长的小说《公共汽车》（Omnibus)，是一位名叫伯努瓦·彼得斯(Benoit Peeters)的人写的(最近获得昂古列姆连环画大奖的人就是他）。他的文笔是对西蒙式笔法意味隽永的模仿。小说的主人公就叫克洛德·西蒙，是一位大作家，而且还是一位神经错乱的作家，嗜酒成癖，时刻以为诺贝尔奖即将归属于自己！但是那位真克洛德·西蒙在那个时期对于获奖一事根本想也不曾想及，竟怀着诙谐殷勤心意给他的书写了一篇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