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洁若（第2/3页）

我第二次看到林徽因，大约是1948年的事。在一个晚上，由学生剧团在大礼堂用英语演出《守望莱茵河》。我去得较早，坐在前面靠边的座位上。一会儿，林徽因出现了，坐在头排中间，和她一道进来的还有梁思成和金岳霖。开演前，梁从诫过来了，为了避免挡住后面观众的视线，他单膝跪在妈妈前面，低声和她说话。林徽因伸出一只纤柔的手，亲热地抚摩着爱子的头。林徽因的一举一动都充满了美感。我记起她是擅长演戏的，曾用英语在泰戈尔的著名诗剧《齐德拉》中扮演公主齐德拉。我在清华的那几年，那是唯一的一次演英文戏，说不定还请林徽因当过顾问，所以她才抱病来看演出呢。

1954年我和萧乾结缡后，他不止一次对我谈起1933年初次会见林徽因的往事。那年9月，他的第一篇短篇小说《蚕》，在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上发表了。作品登在副刊最下端，为了挤篇幅，行与行之间甚至未加铅条，排得密密匝匝。林徽因非但仔细读了，还特地写信给编者沈从文，约还在燕京大学三年级念着书的萧乾到北总布胡同她家去，开了一次茶会，给予他热情的鼓励。使当时二十三的萧乾最感动的是，她反复说：“用感情写作的人不多，你就是一个。”萧乾还告诉我，1948年他从上海来北平时，曾去清华同林徽因谈了一整天。晚上在金岳霖家过的夜。1954年国庆，我陪萧乾到北大法国文学家陈占元教授家度假，我们还一道去拜访过我的美国老师温德老人。由于那时林徽因的身体已经衰竭，经常卧床。连她所担任的“中国建筑史”课程也是躺在床上讲授的。我们就没忍心去打搅她。

转年4月1日，噩耗传来，萧乾立即给梁思成去了一封慰问他并沉痛地悼念徽因的信。梁思成在病榻上回了他一信。“文革”浩劫之后，我还看到过那封信。1973年我们从干校回京后，由于全家人只有一间八平方米“门洞”，出版社和文物局陆续发还的百十来本残旧的书，我都堆放在办公室的一只底板脱落、门也关不严、已废置不用的破柜子里。一天，忽然发现其中一本书里夹着当年梁思成的那封来函。梁思成用秀丽挺拔的字迹密密麻麻地写了两页。首先对萧乾的慰问表示感谢。接着说，林徽因病危时，他因肺结核病住在同仁医院林徽因隔壁的病房里，信中他还无限感慨地回顾了他从少年时代就结识、并共同生活了将近三十年的林徽因的往事，信是直写的，虽然是钢笔字，用的却是荣宝斋那种宣纸信笺。倘若是70年代末，我会把这封信看作无价之宝，赶紧保存下来。当时，经过“史无前例”的浩劫，整个人尚处在懵懵懂懂状态。我竟把这封信重新放回到那只根本不能上锁的破柜子里，甚至也没有向萧乾提起。记得大约同时，萧乾从出版社发还的一口旧牛皮箱子里发现了我母亲唯一的纪念物——周围嵌着一圈珍珠的一颗大翡翠。

1966年8月23日抄家后，出版社的革委会接到街道上的通知后，在把被批斗够了的萧乾押回出版社的时候，胡乱从家里抄了这么一箱子东西和书。接着就打派仗，也没顾得打开看看。几年后又原封不动地发还给我们了。萧乾紧张地对我说：“不要忘了最高指示——三五年再来一次，现在已七年了。趁早打发掉，免得又成为罪状！”我连看也没看它一眼，就听任他蹬上自行车。赶到王府井的珠宝店去把它三文不值两文地处理掉了。说实在的，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才相信头上悬的那把达摩克利斯剑总算消失了。我时常想，说不定哪一天，夹在某本旧书中的梁思成来信，会再一次露面。

1979年萧乾赴美参加衣阿华国际写作计划的活动，事后到各州去转了转。林徽因的二弟林桓当时正在俄亥俄大学任美术学院院长，他创作的陶瓷作品曾为欧美各大博物馆所收藏。林桓听说萧乾来美，就跑了好几个州才找到了萧乾——当时他正在几家大学作巡回演讲。1932年萧乾曾在福州英华中学教过林桓。阔别了近半个世纪的师生畅谈了一通。林桓表示很想回国讲学，为祖国的陶瓷事业出点力气。萧乾回京后，曾为此替他多方奔走过，但始终没有结果。

80年代初，萧乾从美国为梁从诫带来了一封费正清写给他的信。梁从诫住在干面胡同，离我所在的出版社不远，我顺路把信送去了。当年的英俊少年已成长为风度翩翩的中年人。我还看到了他那位在景山学校教英文的妻子和小女儿——她长得很漂亮，令人想起奶奶林徽因。告辞出来，忽然看见金岳霖教授独自坐在外屋玩纸牌。尽管那时他已八十开外了，腰背依然挺直。我告诉他，1946 至1947年，我曾旁听过他的逻辑课，而正式教我的是一位王教授。他不假思索地就把那位王教授的名字说了出来。林徽因和梁思成相继去世了，金岳霖居然能活到新时期，并在从诫夫妇的照拂下安度晚年，还是幸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