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 刚（第2/2页）

仅仅时代召唤着我，却没有具体的人在我周围，靠着我这染了很深的历史疾病的人，独自去听，我想，是不会完满而深刻地听到的。然而，却也有那同样受着时代召唤的人们，在我旁边。他们有的残酷批评我，甚至于到了伤害我的自尊心的地步；有的小心的感动我，使我常常流泪；有的明白的和我解释，使我表里分明。一种似乎集体的生活，使我感觉到共同生长、共同感应时代的快乐。

当我另有需求的时候，悲多芬成了最贴近我的前辈。神圣的愤怒，无情的毁灭，激情的悲痛，和温柔的新生，我常常在深夜时分，和悲多芬共同享受。我流泪，我又欢笑；我诅咒，我又旋舞。力量和安慰都在我身上滋长起来，山泉流出了峡谷，我生出来了。慢慢地，慢慢地，我把自己狭小的外皮褪下来，抛在峡谷里面。

到了这个时候，我就来细细考虑我怎样生活，写什么？写了，在怎样的条件之下容它发表？

怎样生活，在这里不必多说。总之，无论用怎样的方式，做什么工作，必须是于人民有利。仅仅是写，在我看就是有害。精细的、密切的关心人民的祸福忧喜、人民的命运，带着一种不能忍受的强烈感情，是最必要的前提。写什么也应该归于这一原则下面去的。有许多很聪明的人，虽然对于文艺有了相当一贯的态度；可是，或多或少，或显或隐，他们把文艺工作同人民分开了。原则上他们同意文艺只有一个最高目的：为了人民。但是，由于他们生活上没有抱定一个严格的、忠诚的、贴紧的为人民态度，他们的创作态度有很多时候从人民的需要离开了。他们或多或少与我过去的写作态度相近，随兴的采取一些满足感觉的东西来写，随兴的用一些满足虚荣心，或者好奇心，或者爱好心的态度来写。他们有许多人有才能，能够写出使我心爱的东西，特别是诗的方面，有些人的作品使我苦痛地不能离开。但是不管我个人的爱好怎样，我依然觉得他们委屈了自己的才能，委屈了他们自己的心。他们中间最严正的作者，也. 还是以自己的爱好来决定创作的态度。在他们心里，人，人民，所占的位置是颇为微小的。人民的命运，到现在为止，还是不够深刻的感动他们，使他们情愿放弃自己。另外一些人，虽然嘴里也时时讲到时代，讲到人民，可是由于他们不知道用怎样的态度去接近人民，所以他们不很明白怎样的东西，要怎样写，才能对于人有些用处，结果依然是满足自己的一种态度。还有一种人，根本没有弄清楚“文艺是为人的”这一命题的内涵，就喜欢把文艺范围说小一点。诗，独立起来，认为如今有这种诗、那种诗：人诗，我诗，物诗，事诗，情诗，智诗，……凡愿意分行的地方，都是表现天才的所在，故意乱来。归总的说，不出于有意无意模仿的范围。从最严肃的意义上来讲，诗变成了一条鞭子，把他们鞭打得昏头昏脑，写出东西来，对于人没有一点用处。我不能说这些人是没有才能的。不过，即使把诗独立起来，能写出最好的诗来，除了才能，最重要还得有一颗心，为人民而感觉，而关切，而痛苦，而愤恨，处心积虑，要尽可能写出一些比较普遍有用的东西。

我放逐了那些无谓的自我感伤、晦暗的探索，放逐了一些花眉绿眼、机灵巧诈的字句，放逐了晦涩，放逐了轻灵，我放逐了那种为将来写作，而把眼泪流在背脊上面的罪恶欲望。我生在今天的人民中间，虽然我微弱到不能够理解他们，可是，我要尽力组织我的生活与感情，一分一厘也不要浪费在人民以外的东西身上。我写不出他们，我苦痛，但是凡我有所写，我必须写的明白、亲切、真诚，使它们直接间接于现在的人民有些用处。

这一切都是由上面的理解生出来的。这个小册子里面的几首诗，也就是我的一种不完美的尝试。我的意思是希望它能够于人有益。如果我确知它们依然没有用处，我就不再写诗了。

我把这一本书献给那位帮助了我，使我成长，使我有用的人。

□读书人语

这是一位真诚的女诗人在四十年代所写下的一份自白。当时，半个中国还在使略者的铁蹄之下。作为记者，杨刚正骋驰于现实生活的前哨。我们从1929年就结识了。我深知她曾多么坚决果断地背离了她在湖北的书香之家，多么义无反顾地投入艰巨危险的斗争。然而我也熟悉她的另一面。她多么爱丁君生和勃朗宁的诗句，而且还是奥斯丁最早的译者。在我心目中，她既是一名女兵：粗犷，明快，一往无前；又是位多愁善感的诗人。这种矛盾，在本世纪中叶的中国，并不罕见，只是在杨刚身上更为突出。这篇短文既有自责的成分，也责备了她同时代的一些作家。她去世的前两年，曾同我谈过一次艺术爱好同人民事业之间的矛盾问题。时代毕竟不同了。90年代的诗人也许并不存在也很难理解这种矛盾。然而重读杨刚在半个世纪前所写的这篇自白时，我对她更加崇敬了。因为她是那么认真地对待艺术，对待人生。　【萧　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