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 刚

1909—1957

杨刚，汉族，湖北沔阳人，作家，记者。建国后曾任周恩来总理办公室秘书、《人民日报》副总编辑。著有散文、通讯集《梦的沸腾》、《美国札记》、历史小说《公孙鞅》等。现有《杨刚文集》行世。

一个知识分子的自白
——《永恒的北斗》代序

我不是一个诗人，正如同我不是一个艺术家一样，这是每个明眼人第一面就能够看出来的。

有五六年的时间，我经常的写些长短句，其中有一些间或发表过。别人称之为诗，为方便计，我也叫它们诗。

不过，这不是什么主要问题。

所要着重的，倒是这个小册子里面所存的几首诗在写的方式上，在我发表它们的用意上，都值得说明。因为在我看来，它们都和一个人的创作态度有关系，并且，推深一步，和一个人的生活态度也是有不能分解的关系。

三年以前，我生活在一个矛盾的悬岩上面：一方面对于人，对于生命，有一种烈火一样的感情，另一方面对于大多数可能常常见面的人，抱着不可名状的憎恶，尽可能做得使人不容易接近我，自然从不想要去接近人；一方面切愿投笔在人民的事业里面，另一方面十分喜爱朦胧、晦暗，不可知的探索，渺茫无稽的空想；一方面切望我能够为许多人所爱、所亲近，另一方面常常以能够得人畏惧、憎恶为满足；还有呢，一面觉得应该生活得像人民的一个工具，另一方面却尽爱随意做些没有下文的尝试，仅仅为了自己满足的说：“这件事没有什么了不起，要做并不困难。”当工作的要求十分地逼紧我的时候，我常常在阴晦无人的地方，沉沉的，沉沉的……

鲜红的火在层层的灰烬下面燃烧，狂激的流水被压迫在古老的岩层下面，这是二十世纪初期，一个中国人诞生的痛苦。旧时代家庭的教养，社会上种种具体的生活条件和所接触的物与人，造成我的一面和两面。两面我都坚持。我好像走在一条峻险的峡谷里面，两边的岩壁向我倒下来，倒下来。

陀思妥耶夫斯基不能救我。他的道路——经历长期的、酷刑一样的苦痛而后升华，曾经像我自己的心一样的感动我。可是，我没有他那种近乎神秘的宗教，我没有他做人时那样随和的温柔，我就不能够觉到那一条路也是我的道路。哈代的命运的悲剧，曾经震撼我的心，使我想起他的一些场面就心里发抖。但是，我生在初年的中国，我不甘心向命运低头。屠格涅夫最会为年青人安排道路，也最会轻轻地点融人心。可是我在他的那些年青人里面，找不到我自己痉挛地冲突顽固的影子；在他的世界里面，也找不到具体地出现了的一个宇宙，他躲在那里面像一个冷心的魔法师，好像他欣赏他的魔法过于他关切人类。而且最令我寒心的，是我不能够摸到他，我恨他。托尔斯泰是从头就被我推开了的，因为从我开始接近他教育的时候起，他就被人当作牧师一样地介绍推荐给我，我存心不读他。直到抗战开始不久，才读到他的《战争与和平》。他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同样地感动我，可是也同样地不能救我。救了 Pierre的那个平凡的囚犯虽然在我心上，可是不能够和我的心融合。

我也不必再多举了。总之，一个人心里没有感觉到具体的人民，只能够为自己忧愁的时候，读什么书也是白费。地球在他面前裂开来，他都看不见，却偏要希望看见得太多。他的眼泪就只有朝自己的屁股上流。那被许多人当作一个教士看待的但丁，在六百年前已经告诉我们了。

我不用再讲我经历了怎样一些生死之间间不容发的苦痛，因为那些肮脏的眼泪，不是什么值得宣扬的事。虽然自己在回想起来的时候，还是会暗暗地把它们摸一两下的。

我撞了许多墙，我却还没有死。因为世界还没有死，人类正在要求诞生。尽管过去的铜墙铁壁，尽管我几乎是从母胎里带来的顽固，阻挡我的心不能开放，容纳现实的人民，我却不能够拒绝人所赖以生存的大气。它招引我，我呼吸它，我要把它变成我的血肉。我不降伏于我的苦痛，我永远冲撞着。我可以说，在我内心里面那个要活的东西，不是我自己，而是一种更大更大的东西，比我大了几万万倍还不止。我，不过是它的形体之一。这个东西它要求在广大的具体的空间生活，只有这样，它才能够自由的选择，尽情地吸取它所要的粮食。以后，成长，扩大，逼得那颗心不能够不开放，不能够不容纳人民，和他们的命运发生生死不解的关联。

时代要变，该诞生的必然要诞生。我得到了这样一个空间。虽然那从我真正做人的历史上说起来，不过是一个很小很小的起点。但是，是一个真的起点。真实的社会生活，真实的工作，尽管那范围还是狭小得厉害，我却没有把它辜负。我努力接近和发现我所能够接触到的人，努力把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教给我的至宝——放逐自己，超越自己，抱得紧紧。在这样做的时候，我不是没有长期的痛苦，疾病和失眠，更重地想压倒我。可是，时代的神圣的变革，震雷一样的启示，千千万万人民的血的洪流，英雄的悲痛，智者的忧伤，善人的愤怒，美丽的心的憎恨，以及罪犯们的癫狂……，一切异象都发出了震动人心的声音。命运的洪钟，当当不断在我头上敲起来。我是谁？我能够不听它吗？我能够躲得了它吗？我，这微弱到阴阳分歧的路上还不能够切断自己变了黑色的胞衣的人，怎样能够抗拒人类命运的钟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