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声——旅行结束（第2/3页）

这样，1989年秋天我的海外生活大体告终。以前出国期间总有临时的回国，家具什物都留在家里，但这次全部处理掉了，感觉上算是告一段落。离开日本是1986年秋天，正好在欧洲转了三年。本想好好定居下来，但这本书里也写了，很难找到合适的房子，以致提着电子打字机和收放两用机在南欧到处流浪。

去了各种各样的地方，见了各种各样的男女，遇到各种各样趣事。感触良多，该学的东西也不少。不过说老实话，我们对这种流动生活多少有些累了。一无门路，二不从属任何组织，孤零零的在外国生活远比预想的辛苦。年轻时总可以应付，但我们已不再年轻。我三十七时告别日本，现已年届四十，该打道回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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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飞往成田的意大利航空公司飞机上拿起几本久违的日本杂志，但上面只有一则报道：关于宫崎勤[1]的报道。这使我很不耐烦。无论翻开哪一页——左一页右一页——除了宫崎勤犯罪的报道没别的，真可谓清一色。

我离开日本时，杂志上连篇累牍是三浦和义[2]和田中角荣[3]的报道，整个日本都被三浦和田中的丑闻弄得如醉如痴，所有杂志都对他们紧追不舍——三浦去了哪里、吃了什么，三浦和什么样的女人睡了，三浦多么年轻；田中以怎样的姿势举起了哪一只手，田中见了谁、说了什么。这种终端（并且显然毫无意义）的消息经过大众媒体之手，像大小便失禁似的撒得到处都是，而如今他们的消息已杳无踪影。匪夷所思。难道那么快就忘得一干二净？回到东京我试问大家：三浦和义和田中角荣究竟怎么样了？但没有人知道，似乎也不想知道。噢，三浦被判了？不清楚啊。田中？这——，还活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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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我觉得这三年间变化相当多相当大。我、或者环绕我的环境变化不小，日本这个国家本身也变化不小。其结果，三年时间里我同日本这个国家之间有了某种乖离、有了某种接近。不过就此这样那样写下类似结论的文字恐怕为时尚早，我也不想那么快下结论。

但有一点可以说得很明确：这三年时间里，日本社会的消费速度实在太快了，快得难以置信。久别重归的第一个感觉就是这。面对这突飞猛进的加速度，我不折不扣地瞠目结舌，呆若木鸡。这让我想起庞大的掠夺机器。有生命的无生命的，有名字的无名字的，有形的无形的——所有事物、事象都被它接二连三吞入口中，一股脑儿嚼烂，作为排泄物排出去：便是这种巨型吸纳装置。为它提供支持的就是作为Big Brother[4]的大众媒体。环顾四周，触目皆是被咀嚼过的悲惨的残骸，以及正被咀嚼之物的娇音。是的，这就是我的国家，我中意也罢不中意也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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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意大利回来不久就去了美国，大约在那里逗留了一个半月，目的是为了策划出版事宜。纽约很久没来了，但并没觉得有什么隔阂，一如原先所预想的那样。当然，我不想久住在什么纽约。不过这里的反应直截了当，因而有的地方反倒感觉不到东京那样的乖离感。

在纽约一家餐馆见了一位美国作家。他刚从日本回来，对一个同伴说：“喂，日本人全是雅皮哟！”可我不大明白，日本社会到底什么地方算是雅皮社会呢？我问什么地方雅皮呢？他这样应道：“比如日本航空（JAL）的座席商务席比经济席还多，你能相信有这样的飞机？我是无法相信。那岂不发傻，岂不没有实质性？那样的社会太没有深度了。”我觉得在某种意义上他未免过于道德主义了，不过也不是没有道理。

如果说这种镶金镀银的扭曲的模拟社会是雅皮社会，那么日本社会眼下或许真的在朝那个方向努力。一本杂志上一个女孩这样说道：若是宝马，我只想和开700系列的男孩约会，讨厌500，300系列更是穷兮兮的。最初我以为这是一种时髦玩笑，或者是含有双重意味的复杂的口信，然而那既非玩笑又不是口信，而是真真正正的心里话。她们是当真这样说的。喂，那不就是车吗？我心想。不就是方向盘稍微打歪一点就会撞在电线杆上报销的东西吗？可对她们来说那并非东西，那是明确锁定其存在位置的重要的共同幻想。

我当然不能加以嘲笑。我以后必须在这土地上肩负作为一个作家、一个大人的责任生存下去，这是先决性的问题。况且我连自己在这里有怎样的发言资格都还不能判断，甚至应该嘲笑什么都不知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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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日本后一段时间里，我几乎没能写作，脑袋好像晕乎乎的，重力好像大不一样。差不多一个月时间我基本上糊里糊涂什么也没干。我对处于那个场所的自身资格这个那个想了很多。每天在自家周围跑步，看书，和久别重逢的人喝酒，开玩笑，温泉也去了，可坐在桌前偏偏无从落笔，写了个开头的短篇一直扔在那里。早上起来打开电子打字机，定睛注视屏面，然而大脑一片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