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君主

对很少事情有什么欲望追求，却对许多事情心存畏惧，这是一种很可怜的精神状态。通常许多君主的情况就是这样。他们的地位最尊贵，却没有什么欲求，使他们的思想毫无生气，倒有一种忧患和阴郁的表情，思想也因此不太清晰。这也正是《圣经》所说“君心难测”（出自《旧约·箴言》第25章第3节。）的原因之一。因为有一大堆猜忌，又没有一个突出的欲望支配或调节其他一切欲望，会使任何人的心都变得难以捉摸。因此，往往会出现同样的情形，君主们许多时候会给他们自己弄出一些欲求来，把他们的心思放在玩具上，有时又放在建筑上，放在创建什么团体上，放在提升一个臣子上，放在某些艺术、某些工艺的精通上。尼禄（罗马著名的暴君。）精于弹奏竖琴，道密（公元81年为罗马皇帝。）精通射箭，哥谟达斯（公元180年为罗马皇帝。）迷恋剑术，卡拉卡（公元211年为罗马皇帝。）喜欢驾驭马车，就是如此。这些似乎难以置信，也找不出什么原因，为什么一个人的思想会因为这些小事变得快活起来、振作起来，而不是置身大事才会这样。我们也看到有些君主早年是幸运的征服者，但是因为命运的局限和牵制，不可能保持无限的进取，到了晚年变得那样迷信、那样忧郁，例如亚历山大大帝（马其顿王腓力二世的儿子，以有雄才伟略著称。）、德奥克里贤（公元284年为罗马皇帝。）。在我们的记忆中，查理五世（欧洲16世纪最有权势的君主，1516年为西班牙国王，1519年为罗马皇帝。）和其他一些君主也是如此。因为他们惯于一往无前，一旦停下来，就会放弃他们所好，变得判若两人。

现在谈谈一个君主的真正脾性——他的气质和崇高精神。这是很少见到，也很难保持的。因为脾性和坏脾气包括矛盾的两个方面，但是把两个矛盾协调起来是一件事情，让两个矛盾互相交替又是另一件事情。阿波郎尼亚斯（公元1世纪时的术士。）回答菲斯帕斯的话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深刻的教诲，菲斯帕斯问他：尼禄被推翻是怎么回事？他回答道，尼禄能够弹竖琴、调竖琴，这方面很出色，但是在治理方面，他有时候往往把弦轴旋得太紧，有时候又让它们太松。施加压力过头，有时候又放松过头，用力不匀和用力不是时候交替出现，这最容易损害君主的权威。

确实，近代的智者在谈到君主的问题时，一旦面临给自身带来危险时，他们就设法转移话题，使自己脱身，宁可说一些委婉曲折的话，也不愿说一些实质性的、有根据的话。但是这样做只能是让君主的统治听天由命了。人们也应当注意，不能忽视和容忍积蓄动乱的柴薪，因为谁也不能杜绝火星，谁也不能说出它什么时候燃成大火。君主的统治有很多困难，困难还很大，但是最大的困难却在他们自己的思想里，因为主观促成的矛盾在君主身上是司空见惯的。塔西佗就这么说过：“君主的欲望通常是很强烈而又自相矛盾的。”因为权力的谬误就在于君主既要想达到目的，又不忍采取某种手段。

君主不得不对付他的邻居、他的后妃、子女、高级僧侣或教士、贵族、次等贵族、绅士、商人、平民和士兵，稍有不慎，所有这一切都会带来祸害。

首先是对付邻居，在这一点上没有一定的规律可循（因为情况千变万化），但有一点是永远不变的，那就是要保持应有的警惕，不让他们的邻居强大（凭借扩大领土，笼络商业和外交手腕等等手段）到足以比从前更能给他们增添烦恼。预见和阻止这种情况的出现，大体上需要长期有效的政治进谏工作。从前三大君主，英王亨利八世、法王法兰西斯一世、查理大帝五世成为欧洲三巨头的时候，他们三个谁也无法再得到巴掌大的一块土地，谁的眼睛盯得牢牢的，另外两方会马上设法均衡势力，要么建立同盟，要么有必要的话，也会诉诸战争，在利益问题上无论如何不接受和平。还有一个联盟也有同样情形（贵恰蒂尼（意大利著名的历史学家。）说那个联盟是意大利的保障），那是奈波尔斯王菲迪南（1458至1494年在位。）、佛罗伦萨的劳伦斯·麦地奇（1448至1492年为佛罗伦萨的当政者。）和米兰的卢多维卡斯·斯福尔察（米兰大公。）三个统治者之间所结成的联盟。当时某些经院学者认为，为了以前的伤害和以前的挑衅而发动战争，不是正义的战争，但是他们这种看法不被接受。因为危险临近，感到恐惧，那也是正当的，尽管灾难还没有降临，也可以成为战争的充分理由，这是不成问题的。

其次是对付他们的后妃，这中间有不少残酷的例子。里维亚声名狼藉，因为她毒死了丈夫；梭利满的王后罗克萨拉那杀害了有名的苏丹穆斯塔法王子，另外还搅乱了家庭和王位的继承；英王爱德华二世的王后，在废黜和谋杀丈夫中是主要的凶手。因此，当后妃为了扶植自己的孩子继承王位而有什么阴谋的话，或者她们不守妇道时，那是首先应该担心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