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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老爷子扶到沙发上坐下，凑近他耳朵说：“不着急，聚会11 点才开始呢，咱10 点出发就来得及。”

“最晚9 点走，堵车，不能晚了。”父亲皱着眉头向我喊。

“中午聚会，这才5 点刚过。着哪门子急嘛，真够恶搞的，我再睡会儿，把刚才的梦接上。”孙子用拳捶着后腰回到自己的房间。

老爷子只喝了杯热豆浆，就起身换衣裳了。还是那身十几年前仿制的灰布学生装，左胸前挂满生锈变色的校徽和奖章，正中间佩戴一朵鲜艳的绸制大红花，又反反复复地对着镜子把稀疏难见的几根白头发梳理摆放到他认为满意的地方。“几点了？”每过几分钟，他就问一句。

“还是早点走吧？”等孙子一上班，他就不停地催促我。

我终于忍不住，刚熬过8 点半，就开车送他去学校。

父亲着急参加的是一场同学聚会。从70 岁开始，他们每年都要聚会一次，时间定在不冷不热的重阳节。他是此项活动的发起人和积极参与者，除一次因胃部手术外，从未缺席过。每到聚会前一个月，他就变得兴奋而忙碌，不停地打电话通知提醒。戴着老花镜，在涂满各种符号标记的通信录上反复核实变动的信息。有时他会给已经去世三四年的同学儿女打电话，通知聚会时间地点，惹得人家很不高兴。随着年纪的增长，记忆力开始明显衰退，遗忘的越来越多，记住的越来越少。但不论忘了什么，聚会这件事他却从没有忘记过。

9 点刚过，我和父亲就到了大学餐厅。老爷子离休前一直在母校任教，这也是他不厌其烦地张罗校友同学长年相聚的原因之一。餐厅的大门上着锁，显然我们来得太早了。我只好陪他老人家在校园里先散散步。他边走边指点着一处处建筑，向我介绍它们的历史沿革并掺杂着当年的人与事。有些故事我早就知道了，但又不得不装出头一次听说的兴奋。人老了，回忆渐渐变成其独特的健身方式。

我和他走走停停，还在树丛中的长椅上坐了一会儿，总算过了一个钟头又返回到餐厅。校方的校友办公室找来了十几位大学生志愿者站在餐厅门口迎候与会的“师爷师太”们，鲜嫩的脸庞与糙老的面孔对比强烈。

陆陆续续来了二十多位父亲当年的老同学，有拄拐的，有坐轮椅的，也有身板硬朗能独立行走的，但都需要有人陪护。陪护人员的数量远远超过正式参会者。有儿孙跟来的，也有因当年级别职务较高至今仍配备秘书、警卫、司机、保姆的。一位矮个子小老头儿，身前身后围了五个工作人员，其中两位是穿着军装的现役士兵。我凑近父亲耳边问：“这个老头当年是干什么的？”父亲摇摇头说：“不知道！”我指向邻座的一位老太太问父亲：“她叫什么名字，我过去在电视上总看见她？”父亲答：“不认识。”当我把手又指到一个方向时，父亲不耐烦地说道：“你别再问了，我不知道他们姓甚名谁！”

我十分诧异地看着老爷子，心里琢磨着是不是哪句话没说好惹他生气了。人老了，有时会变得跟幼儿园里的孩子似的，情绪一天多变。父亲神情沮丧地告诉我：“他们都是我的同学，我们当年在延安读书时一共有四百多位，都是十六七岁的男男女女。我们叫队不叫班，我那个分队64 人。整天在一起学习、训练、打球、唱歌，从不打架。嗨，现在都老了，不少同学早就走了。我是70 岁那年开始组织聚会的，每年见一面，来的人越来越少，陪的人越来越多。18 周年啦！年轻时的好同学，退休后的老朋友，多熟悉啊！可现在能叫上名字的人没剩下几个了，差不多全忘了。头十年我不光能叫出他们的名字、籍贯，还知道他们的工作单位，包括老婆孩子，现在全都忘得一干二净了。去年还记得的姓名，今年就记不住了。连面孔都陌生了，完了，老了，痴呆了。”老爷子情绪低落，语气伤感。我连忙开玩笑安慰他说：“这种事很平常，年轻人也有记性差的时候。我就不记得教我中学语文的蔡老师姓什么啦！”父亲不解地瞪着我：“你说啥？快要上菜啦？”

趁着吃饭的机会，我终于打听到了一位姓叶的老太太。她是我父亲当年的初恋。据我母亲讲，这位“生活作风存在严重问题”的叶阿姨年轻时与我父亲有过一段“眉来眼去”“打情骂俏”的暧昧关系。前年84 岁的母亲去世前还愤愤不平地留下遗言：“我死后不能让你爸和那个小妖精鬼混在一起！”因为那位小妖精50 年前曾亲口央求过我母亲，说如果有一天你走在我前头了，我就搬过来和他一起住。躺在病床上的母亲咬牙切齿地告诉她：“姓叶的，你活不过我！”叶与母亲同岁，虽然母亲最终还是先走了，但她拖着多病之躯活过了84 岁，也算是竭尽全力了。母亲死后没多久，父亲还是打起了与叶老太太合住一处的念头。我当时已办退休手续，十分震惊地问父亲：“叶阿姨也有这个意思吗？”他非常肯定地点点头。尽管我被两位老人执着的追求深深打动，但还是维护了母亲临终嘱托，劝说父亲打消这个惊世骇俗的荒唐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