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色

黄昏像一只羽色绚丽的大鹏在天空展翅，如此美景，然而她却怀着索然情绪在街巷漫走。胸口有一块铅，沉甸甸的，仿佛有人暗中添斤两，越来越重。

她目送群离去，她连背影都是欢快的，令她好生羡慕。接着呢，回家去还是继续漫无目的地闲晃？沿罗斯福路左转和平西路再接南海路，穿过植物园回家，也许路上会碰到吸引她留步的事——譬如，弯到牯岭街逛旧书摊，或是踅到南门市场觅食，或是沿汀州路走一段寻找老铁道记忆。她并不真的想回家。在南部念书的姐姐一向先留在学校，几乎等假期过了一半才见人影，早上出门前，她对父亲说今天会晚归，父亲也说晚上有应酬。“你自己小心点儿。”父亲习惯这么结尾，像批公文最后写个大大的“阅”字，干净利落，顶多再添一点关怀说：“你自己凡事小心点儿。”

她则回说：“知道了。”也像一个小小的“阅”字。

所以，彩霞幻舞的此刻，家是暗的。

她不禁羡慕家在外县市的同学，他们心里有一条绳，每到假期，绳那头有人拉，这边便急忙收拾行李返乡去。她，回家像回去空城，屋内是暗的，没有人气，拖鞋只有两双，躺在地上像动物标本。

就这么不知不觉走到南门市场边，挑担的卖豆花老爷招呼她吃一碗，她站着端碗，一口一口尝，喜欢听他以低沉浑厚的声音喊：“倒——辉——”也饶富兴味地看附近主妇拿着大碗或小锅来买。他掀盖熟练地片起豆花，舀上花生仁，浇糖水，主妇说：“花生多一点！”这是每个吃豆花的人的心声，如果老爷爷多给几粒，那真会像失散多年的祖孙在街头相逢一般感激。

“赏学（上学）啊？”乡音很重的老爷爷问她。

“嗯。”

“赏达学（大学）啊？”

“嗯。”

“赏学好，要勇功咚需（用功读书）。”

“好，谢谢爷爷。”

吃完要付钱，老爷爷竟不收钱，剩不多要收摊了，请你吃。难道几句萍水相逢的对话果真让人有了家的想象吗？

老爷爷挑起担子往更深的巷子走，“倒——辉——”听着听着，真的起了一点温温的亲情。

她家巷子常有小贩来叫卖，本省阿伯卖“烧肉粽”，晚间出没，服务那些想吃消夜的人；山东大爷不定时造访，卖馒头、“歹逼悠”（大饼）；还有一个卖面茶的，手脚利落，那面茶一滴都不洒的。但她最喜欢公车站牌边那一摊烤玉米，选一根，交给小贩，他剥净膜衣，插上竹签，放在烤架上，刷上酱汁。几根玉米躺着，他一一刷酱，酱汁滴在炭上，起了小火爆，窜出火舌，香气立刻扑鼻而来，翻面刷酱再烤，直到熟透。围在摊边的“顾客”顾着烤架上自己的玉米，总得等十几二十分钟，无事可做，心思全在那根玉米上，遂越发计较，计算刷了几次酱，评比哪一根烤得比较好，忍不住指点小贩多照顾自己的那一根玉米。其实最严苛的评审是小贩自己，即使有人猴急地问：“我的好了吧！”他一律不搭腔，烤到他满意了才交给顾客。那一根烤得黑乎乎、酥香的玉米是对嘴唇的火刑与拷问，咬第一口，叫一声好烫，接着麻辣到嘴唇都肿了起来，但喜欢烤玉米的人就是爱这款刺激。她常在放学时买一根烤玉米，找个树荫僻静处，慢慢啃完再进门。妈妈闻到烟味，知道她又吃烤玉米了，笑她：“我们家妹妹长得这么清秀，偏爱烧焦味，我看以后会看上伙头夫！”

会看上一个让她烧焦的人，也许这是妈妈的话中话。

蒋中正逝世那年，举国哀悼，戴黑纱，电视画面变成黑白，街上凡有烫头发、穿花色喇叭裤的时髦人士，据说会遭警察关切，一般人也视之为欠缺爱国心、游手好闲之人。风气凝肃至此，连带地，通衢大道旁冒着小烟、飘着焦香的烤玉米摊或烤香肠摊，实在愉悦得不成体统，与守灵的哀戚气氛对冲；而边走边嚼、不时发出烫舌吟声的馋状也不像顿失民族救星的国民应有的样子，料想一定是被巡逻的警察取缔了，从此失了踪影。她那时正陷于大学联考压力下，分外想念烤玉米。后来风声渐松，听说小贩移到几条街外靠河边处占了地盘继续升起他的炊烟。但终究太远了，她遂作罢。这以后，每看到菜摊上摆着玉米，总飘出一丝心思，好像那是纯真的童女，总有一天要剥去膜衣，经历炭烤人生。

她搭一段公车到中华商场。车上，后母脸的车掌与一位看来是乡下进城、带了大包小包的阿婆起了小争执。阿婆对人说，要来帮女儿坐月子。她记起曾在电视上看到广告，提醒乡下来的民众不可以提着活鸡上公车——那必是有女儿或媳妇生产，特地来台北帮她坐月子才如此的。她想起母亲曾说过，生姐姐时有人送她一只活鸡，吓坏了，没人敢杀，养在后院咯咯乱叫比婴儿还吵，后来请卖鸡肉的帮忙处理。母亲在台湾没有娘家，没人帮她好好坐月子，她自己说，身体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