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作家的力量

我很欣赏美国笔会在授予《等待》二〇〇〇年福克纳小说奖时,对哈金的赞誉:“在疏离的后现代时期,仍然坚持写实派路线的伟大作家之一。”

二〇〇三年初春的时候,我在北京国林风书店买到了《等待》,然后又见了几个朋友,回家时已是深夜,我翻开了这部著名的小说,打算读上一两页,了解一下哈金的叙述风格就睡觉。没想到我一口气读完了这部书,当我翻过最后一页时已经是晨光初现,然后我陷入冥思苦想之中。我惊讶哈金推土机似的叙述方式,笨拙并且轰然作响。哈金的写作是一步一个脚印,每一段叙述都是扎扎实实的。在他的小说里,我们读不到那些聪明作家惯用的回避和跳跃,这种无力的写作至今风行,被推崇为写作的灵气。作为同行,我知道迎面而上的写作是最困难的,也是最需要力量和勇气的。有位古罗马时期的哲学家说,最优秀的学者不是最聪明的人;哈金一步一个脚印的写作证明了同样的道理,最优秀的作家不是最聪明的人。

这个一九五六年出生的中国人,当过兵,念过大学,二十九岁时漂洋过海去了美国,获得博士学位,任教于美国的大学,这是那个时代很多年轻中国学子选择的康庄大道。可是用英语写作,意味着哈金奇特的人生之路开始了。毕竟哈金去美国时已经不是一个孩子,是一个成年人了,一个带着深深的中国现实和中国历史烙印的成年人,用异国他乡的语言来表达自己故乡的悲喜交集,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可是哈金做到了,他每一部英语小说都要修改二十多遍,有的甚至修改四十多遍,这样的修改并不是针对人物和故事细节上的把握,而是针对英语用词的分寸把握。美国是一个很多方面十分规矩的国家,作为著名的波士顿大学英语文学写作的教授,哈金不能向他的同事请教用词,更不能向他的学生请教,哈金的太太是一位地道的中国人,她的英语表达能力远不如哈金,哈金在用英语写作时可以说是举目无亲,只能自己苦苦摸索。我可以想象这样的困难,尤其是刚开始使用英语写作时的困难,几十次地去辨认那些没有十足把握的词汇简直要命,哈金没有因此进入疯人院已经是一个奇迹了,竟然还能让他始终保持强大的写作力。或许正是强大的写作力在酬谢哈金的写作毅力的同时,也让他大脑里的方向盘没有出现故障。

就是这样一位作家,写出来的英文让一些纯种美国人都赞叹不已。几年前,普林斯顿大学的林培瑞教授告诉我,哈金说英文时还有一些中国人的腔调,可是写出来的英文十分地道十分出色。而我,一个中国人,读到自己同胞的小说时,却是一部翻译小说。可是这部名叫《等待》的翻译小说,让我如此接近中国的历史和现实,近到几乎粘贴在一起了。很多生于中国,长于中国,甚至从未离开过中国的作家写出来的小说,为什么总让我觉得远离中国的历史和中国的现实?当我读到了太多隔靴搔痒的中国故事之后,远离中国的哈金却让我读到了切肤之痛的中国故事。

我想这就是一个作家的力量,无论他身在何处,他的写作永远从根部开始。哈金小说所叙述的就是中国历史和现实的根部,那些紧紧抓住泥土的有力的根,当它们隆出地面时让我们看到了密集而又苍老的关节,这些老骥伏枥的关节讲述的就是生存的力量。

《等待》之后,我读了哈金的《疯狂》、《新郎》、《池塘》、《好兵》和《战废品》;二〇〇九年我在美国旅行途中读完了他的《自由生活》;去年一口气读完了他的新作《南京安魂曲》。有趣的是,除了《等待》和《南京安魂曲》,哈金其他的小说我阅读的都是台湾出版的中文繁体字版,现在继《南京安魂曲》在大陆出版后,哈金的另外四部小说《等待》、《新郎》、《池塘》和《好兵》也将在大陆出版,终于等来中文简体字版了。虽然《疯狂》、《战废品》和《自由生活》的暂时缺席让人遗憾,但这也是第一次在中国大陆开始展示哈金的叙述之路。这位美国的少数民族作家,在享誉国际文坛之后,以这样的带有缺憾的方式回来,仍然令人欣喜。在我眼中,哈金永远是一位中国作家,因为他写下了地道的和有力的中国故事,虽然他使用了我所不懂的语言。

我难忘第一次在波士顿见到哈金的情景,那天晚上大雨滂沱,哈金带着我们一家三口在哈佛广场寻找酒吧,所有的酒吧都拒绝我当时只有十岁的儿子进入,最后四个人在大雨中灰溜溜地回到了旅馆,在房间里开始了我们的长谈。那是二〇〇三年十一月的某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