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田七友记

前言

沙田山居,忽忽四有半年,朋友当然不止七位,而于此七友,我所知者当然也不止如此。一个人的生命正如冰山,露在水面的不过十之二三,我于七友,所知恐亦不过十之三四。以下所记,多为曲笔侧写,有话则长,无话则短,只能聊充传记的脚注。取景则又不远不近,相当于电影的中距离镜头,激发兴趣则有余,满餍好奇则不够。至于此文刊载之后,七友尚能余下几友,七座冰山会变几座火山,亦非我所敢预测,所赖者,友情的弹性和高士的幽默感而已。万一我运笔偶近漫画,那也只是想逗我的读者高兴,不是想惹我的朋友不高兴。根据「互惠」的原则,七友之中如果有谁报我以相同的笔调,我必定欣然受之,认为变相之恭维。文中人名太多,儘量免去尊称,以示亲切,而非不敬。

宋淇(笔名林以亮)

宋淇是批评家,翻译家,诗人,编辑──这四方面和我们当初的结缘,全有关係。早在二十年前,他为「今日世界社」主编一册「美国诗选」,苦于少人合作,乃请吴鲁芹在台北做「译探」。吴鲁芹把我的一些翻译寄给他看,他欣然接受,我便成为该诗选的六位译者之一。此后他在香港而我在台北,通信多而见面少。直到四年前我来中文大学任教,我们才经常见面,相知更深。

见过宋淇的人,大概没有想到他在少年时代还是一位运动健将。后来由于多病,「社交量」不得不受限制,很少出门。和杨牧一样,他最喜欢坐定下来聊天,却不像扬牧那样一面聊天一面饮酒。在这方面,他不但学识广泛,而且舌锋凌厉,像是我们这圈子裏的约翰生博士。他的父亲春舫先生兼通好几种西方语文,是一位名戏剧家和学者。家学的背景,加上和香港影剧界多年的渊源,使他在这方面话题无穷。诗和翻译是我们的同好,也不愁无话。他是红学专家,一谈起红学,我只能充一位聆者。至于早期的新文学家,尤其是「学院派」的一类,有不少是他的父执,不然就是早他半辈的朋友,第一手的经历,由他娓娓道来,分外亲切动人。他曾告诉我说,有一天他家裏来了一位客人,笑吟吟地教了他一下午的西洋棋,当时他还是个小孩子,只觉得那客人蔼然可亲,后来才发现他的棋师竟是大名鼎鼎的胡适。诸如此类轶事,我常劝他记下来发表,否则任其湮没,未免可惜。

宋淇谈天说地,全凭兴会,所谓娓娓,往往升级为侃侃,终于滔滔。他并不好动,不能算是「应酬界鉅子」(何怀硕语),但他交游既广,涉猎又多,兼以记性特强,所以话题层出不穷,舌锋至处,势如破竹。这时你最好不要去抢他的「球」,因为他运球如飞,不容你插手,不,插嘴的。偶或有客抢到了球,正要起步,却又被他伸手夺去。这当然不是永远如此。如果你说得动听,他也会注意听你说,且粲然而笑的。

像一切文人一样,宋淇是一位性情中人,情绪有冷有热,正如英文所谓moods。对于他所厌烦的东西,他绝对不去敷衍。因此有不少人只能看到他的冷肩。这样的择友而交,令人想起女诗人狄瑾荪的名句:

灵魂选择她自己的朋友,

然后将房门关死;

请莫再闯进她那圣洁的

济济多士的圈子。

不知是因为身体的关係,还是脑中经常在转动着好几个念头,宋淇即使在好友的面前,有时也似乎心不在焉,甚至瞬间会没有表情。奇怪的是,你讲的话他却又很少漏掉。实际上,他外方而内圆,望之若冷,即之则温。他一旦认你为友,必然终身不渝,为朋友打算起来时,比谁都更周到。这时你才发觉,先前的冷,只是一层浮冰,一晒就化的。

另一方面,我认为宋淇又是一位理性中人,处事很有节度。我很少看见他大喜大怒,也许喜怒之情一个人只在家人面前才显露吧。我有一些初交的朋友,也认为我的性清并不如在诗文中所表现的那变强烈,因而鬆了一口气。宋淇虽然多病,却很少见到他欲振无力,反之,说起话来,总是气力贯串,节奏分明,比起不少健硕之士来,还飞扬得多。奇怪的是,他虽然不时生病,又兼行政重任,写作却仍多产。也许病生多了,「战时等于平时」,自多抗拒之道,病菌也日久有了交情,不至于太为难他吧。

在当代学者之中,宋淇褒贬分明,口头讚美最频的,包括钱锺书与吴兴华,认为国人研究西洋文学,精通西洋语文,罕能及此二人。吴兴华不但是学者,更是诗人,文革之前一直任北京大学的教授。据说文革一起,吴兴华便首当其冲,成了最早的牺牲品。吴兴华是宋淇的同学至友,所以文革之祸,他的感慨最深。另一位死于文革的学者兼翻译家傅雷,则是介于春舫先生与宋淇两代之间的世交,可谓「半父执」;所以在另一方面,傅聪之视宋淇,也有「半父执」之谊,每次来港,总不免见面叙旧。我想宋淇对西洋古典音乐的爱好与了解,和傅家的世交或为一个因素。他对于西画兴趣亦浓,书房壁上所悬,正是他亲家翁名画家曾景文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