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鹅山顶（第2/3页）

「这风水真是不错，气象非凡。」我歎道。

「怎么比得上中山陵呢。」她说。

「中山陵当然气象博大，却不像此地负山面水。要不是墓裏的母亲带大了她的孩子，亚洲第一共和国由谁来带大呢？单凭这一点，这座坟就不朽了。」

「也真是的，来了香港十年，一直不知道国父的母亲葬在飞鹅山上。」

「我想许多香港人也不知道。」

「不知道她怎么会葬在香港。」

当天回家之后，我去中文大学的图书馆借了六七本国父的传记，专找记述杨太夫人的段落，为她描出了这样的轮廓：国父诞生的那一年，杨太夫人已经三十九岁。国父十二岁时，母亲带他从澳门乘一艘两千吨的英国小轮船去檀香山，依他的长兄德彰生活。据说杨太夫人当年就自行回国。此后她的行止在国父许多传记裏都没有记载，直到最后才见于罗香林的「国父家世源流考」：「杨太夫人于清末随长子德彰寄居香港九龙城东头村二十四号。宣统二年夏卒于旅寓。时国父适在海外，由同盟会员罗延年经纪其丧，葬于新界西贡濠涌百花林。」

宣统二年正是辛亥革命的前一年。杨太夫人病逝于那一年的七月十九日，当时国父正在新加坡为革命奔走。推算起来，杨太夫人享年八十三岁。国父之父死时七十六岁，也可称长寿了。但是国父一生只得五十九年，可见革命与建国的辛苦，杨太夫人生于道光八年，卒于宣统二年，生卒之日都在阴曆六月十三，真是巧合。她死的时候，孩子不在身边，革命也尚未成功。古来的志士烈士但知有国，不知有家。国家之幸，未必是家庭之福。每一个伟人的背后，必定有一个更伟大的女人，也许是妻子，也许是母亲，默默地承受着重大无比的压力。接到夏完淳狱中书的母亲，捧着林觉民诀别信的妻子，她们的那颗心，要承受多么沉重的锤打呢？苏轼的母亲读东汉范滂传，慨然歎息。苏轼问她：「我要是做范滂，母亲肯吗？」苏母说：「你能做范滂，难道我不能做范滂的母亲？」

历史虽然由志士写成，其代价，却由无数的母亲担负。

正是初春，怯怯的鸟声在试探空山的岑寂，回声裏有溼溼的野意。我心头思潮起伏。古墓阒然，墓中的灵魂不置可否。几乎忘了，这已经是七十五年，四分之三世纪的古墓了。碑前的石炉裏怔怔地插着十几柱残香，三脚架支着的一个花圈倚在墓前。墓的方向朝着东北东，不能说是正对着锺山。小时候，我虽然拾千级石阶上过白巍巍的中山陵，却不记得那坊门是朝南朝北了。

我们沿石径攀回飞鹅山道，重新驱车上坡，向枕田山进发。意外顶礼过古墓，这一带的荒山野道顿然有情起来，连四面的鸟声应答也有了韵味。我把车窗旋下一半，把呼应的鸟声和料峭之中带点薄雾的山气放进车来。盘盘旋旋的山道不断，从绝壁的背后闪出来接应我们，每一次只要差那么一瞬，绝处就没有生路了。山谷郁沉沉地在我右手，一泻千尺地斜向远处的海口，每逢丛莽与野花疎处，就向我敞开

它两坡的密树，和海口那一片错落的红屋顶。如果山谷是半公开的祕密，只肯半敞给海看，那我从这后面的高处俯瞰，只能算是倒窥牛角尖了。

一整座空山把初春托得高高的。一整盘山道天梯一般架在上面，只为把我们接上去，接上绝顶。终于登上了四面皆荒的大老拗。上飞鹅山，犹如剥开天地间的一只黛青色巨果，一削山脊是一瓣果瓤。可是剥到大老拗，却剥开了一脊又一脊沙土的荒山像乾了的瓤瓣，骤眼望去，苍凉得天荒地老。要是沿着脊椎上那一痕白灰灰的线径走过去，伯就会走到一切故事的尽头。

山道到此，忽然向南一个逆转，攀向更高处。我们在顶点的平地上停了下来。一落数百呎的坡下，起伏参差的是一簇簇矮丘的峰头，再下去，忽隐忽现在蜿蜒坡路的尽头，隔着清明将至的薄雾和一层，唉，不是红尘，是灰尘的淡烟，却见恍若蜃楼而白得不很纯洁的街市，似乎有车辆在移动。那该是牛头角和观塘了。更远更幻的是隐隐约约启德机场的跑道，有急骤而跋扈的呼啸在震撼附近的空间。再过去，越过一片灰蓝色的水面，那么不真实地虚浮着的挂楼，重重叠叠，远得分不出窗子来的，莫非，就是香港吗？怔怔望了半天，忽然她说：

「你看那边的悬崖上，好像是一座看台。」

「对，好像是的。像一只燕窝。去看看。」

「小心一点，两个月前，就有个青年从飞鹅山上掉了下去。」

终于走到了崖边。那是一座小了望台，四周围着栏杆，悽在崖边上，有一种冒险的刺激。阴溼溼挟着雾气的海风迎面扑来，把我们的乱髮吹成，什么呢，狼狈的翅膀？我们完全暴露在旷阔的空间，一任希望和回忆都飞扬在风裏。站在这千山的焦点，像骑在青龙背上，龙脉左蟠右蜿，一股莽莽苍苍，是探向东北的西贡半岛，另一股是鳞爪欲动的清水半岛，攫向东南。其间攀龙附蛟，助长声势，不知道呼应着多少矶岬与岛屿，只见弯弯的一痕白线牵动着，唉，多少远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