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以解忧？

人到中年，情感就多波折，乃有「哀乐中年」之说。不过中文常以正反二字合用，来表达反义。例如「恩怨」往往指怨，「是非」往往指非，所以江湖恩怨、官场是非之类，往往是用反面的意思。也因此，所谓哀乐中年恐怕也没有多少乐可言吧。年轻的时候，大概可以躲在家庭的保护伞下，不容易受伤。到了中年，你自己就是那把伞了，八方风雨都躲不掉。然则，何以解忧？

曹操说：「唯有杜康」。

杜康是周时人，善于造酒。曹操的意思是说，唯有一醉可以忘忧。其实就像他那样提得起放得下的枭雄，─手握着酒杯，仍然要歎「悲从中来，不可断绝。」也可见杜康发明的特效药不怎么有效。范仲淹说：「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反而触动柔情，帮起倒忙来了。吾友刘绍铭乃刘伶之后，颇善饮酒，所饮的都是未入刘伶愁肠的什么行者尊尼之类，可是他不像一个无忧的人。朋友都知道，他常常对人诉穷；大家都不明白，为什么赚美金的人要向赚台币的人诉穷。我独排众议，认为刘绍铭是花钱买醉，喝穷了的。世界上，大概没有比酒醒后的空酒瓶更空虚的心情了。浩思曼的惨绿少年说：

要解释天道何以作弄人，

一杯老酒比米尔顿胜任。

米尔顿写了一整部史诗，来解择人类何以失去乐园，但是其效果太迂阔了，反而不如喝酒痛快。陶潜也说：「天运苟如此，且进杯中酒。」问题是酒醒之后又怎么办。所以浩思曼的少年一醉醒来，发现自己躺在泥裏，除了衣物溼尽之外，世界，还是原来的世界。

刘绍铭在一篇小品文裏，以酒量来分朋友，把我纳入「滴酒不沾」的一类。其实我的酒量虽浅，而且每饮酡然，可是绝非滴酒不沾，而且无论喝得怎么酡然，从来不会颓然。本来我可以喝一点绍兴，来港之后，因为遍地都是洋酒，不喝，太辜负戴奥耐塞斯了，所以把酒坊架上排列得金碧诱人的红酒、白酒、白兰地等等，一一尝来。曹操生在今日，总得喝拿颇仑才行，不至于坚持「唯有杜康」了吧。朋友之中真正的海量应推戴天，他推己及人，赴宴时常携名酒送给主人。据他说，二百元以下的酒，无可饮者。从他的标準看来，我根本没有喝过酒，只喝过糖水和酸水，亦可见解忧之贵。另一个极端是梁锡华，他的肠胃很娇，连茶都不敢喝，酒更不论。经不起我的百般挑弄，他总算尝了一口匈牙利的「碧叶萝丝」，竟然喜欢。后来受了维樑之诱，又沾染上一种叫「顶冻鸭」的红酒。

我的酒肠没有什么讲究：中国的花雕加饭和竹叶青，日本的清酒，韩国的法酒，都能陶然。晚饭的时候常饮一杯啤酒，什么牌子都可以，却最喜欢丹麦的嘉士伯和较浓的土波。杨牧以前嗜烈酒，现在约束酒肠，日落之后方进啤酒，至少五樽。所以凡他过处，空啤酒瓶一定排成行列，颇有去思。但是他显然也不是一个无忧之人。不论是杜康还是戴奥耐塞斯，果真能解忧吗？「举杯消愁愁更愁」，还是李白讲得对，而李白，是最有名最资深的酒徒。我虽然常游微醺之境，却总在用餐前后，或就枕之前，很少空肚子喝。楼高风寒之夜，读书到更深，有时饮半盅「可暱雅客」，是为祛寒，而不是为解忧。忧与愁，都在心底，所以字典裏都归心部。酒落在胃裏，只能烧起一片壮烈的幻觉，岂能到心？

就我而言，读诗，不失为解忧的好办法。不是默读，而是读出声来，甚至纵情朗诵。年轻时读外文系，我几乎每天都要朗诵英文诗，少则半小时，多则两三小时。雪莱对诗下的定义是「声调造成的美」，说法虽与音乐太接近，倒也说明了诗的欣赏不能脱离朗诵。直到现在，有时忧从中来，我仍会朗诵雪莱的「啊世界，啊生命，啊光阴」，竟也有登高临远而向海雨天风划然长啸的气概。诵毕，胸口的压力真似乎减轻不少。

但我更常做的，是曼吟古典诗。忧从中来，五言绝句不足以抗拒。七言较多迴荡开阖，效力大些。最尽兴的，是狂吟起伏跌岩的古风如「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或「人生千里与万里」，当然要神旺气足，不得嗫嚅吞吐，而每到慷慨激昂的高潮，真有一股豪情贯通今古，大过瘾了。不过，能否吟到惊动鬼神的程度，还要看心情是否饱满，气力是否充沛，往往可遇而不可求。尤其一个人独诵，最为忘我。拿来当众表演，反而不能淋漓尽致。去年年底在台北，我演讲「诗的音乐性」，前半场空谈理论，后半场用国语朗诵新诗，用旧腔高吟古诗，用粤语、闽南语、川语朗诵李白的「下江陵」，最后以英语诵纳许的「春天」，以西班牙语诵洛尔卡的「骑士之歌」与「吉打吟」。我吟的其实不是古诗，而是苏轼的「大江东去」。可惜那天高吟的效果远不如平日独吟时那么浑然忘我，一气呵成；也许因为那种高吟的声调是我最私己的解忧方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