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七课 中国历史上最奇特的一群文人（第2/3页）

费晟：常人根本理解不了阮籍，就跟钥匙和锁不配套一样。他这把孤独的锁，找不到钥匙。这就跟“高山流水”一样，真得是碰上知音才行。

余秋雨：说得不错，这个到灵堂里来弹琴喝酒的人就是嵇康。嵇康比阮籍还要厉害，他是大学问家，对道家和《易经》都研究得很深，但他整天在洛阳郊外打铁，当然不是为了自己的生活赚钱，仍然是为了显示不愿进入一般的社会规范。当时，一起打铁的还有他的一个朋友向秀。向秀给他拉风箱，做做零碎活，但是大家不要小看向秀，他也是个大学问家。他们两人埋头干活，也不怎么讲话，这种感觉很特别。

王安安：比较起来，嵇康的性格比起阮籍要暴烈得多，甚至有点不近人情了。在那种血雨腥风的年代，这样的性格肯定会给嵇康惹麻烦。

余秋雨：你们都读过我对嵇康遇害的描写，这儿不重复了。简单说来，司马昭政权无法容忍一个不愿合作的独立知识分子，于是借着一个事件，受到小人的挑拨，嵇康便慷慨赴死了。死前，还在刑台上弹奏了古曲《广陵散》。

裘小玉：“手挥五弦，目送归鸿”。这种从容赴死的态度，真是连死也死得不同凡响。

余秋雨：这就是魏晋名士的风采。按照罗宗强先生的说法，他们把庄子的理想人间化了，使生活变得诗化、艺术化了。

王安安：确实感觉他们是把生活艺术化了，不是在过日子了，而是把自己所有那些不能实现的理想，都放到自己的生命方式里去燃烧。于是，就迸发出非常灿烂耀眼的光芒来。

余秋雨：他们鄙视权贵、漠视世俗、傲视陈规、无视生死，最后凝聚为一种充满诗意的孤傲美和寂灭美。这种生态在后来世世代代知识分子身上无法重复，只能仰望，或者，只能局部模仿。

他们的这种心态，还包含着一个特别的话语方式，那就是清谈。我们前面已经说到，他们平常在一般情况下很少说话，但一说起来，便延伸为一种云遮雾罩的冗长结构，一种超尘脱俗的话语逻辑。

我想听听你们对清谈的理解。

刘璇：我早就关注清谈，查过一些资料。清谈是源于汉代的清议，就是品评人物，那时，其实是为了选拔官吏。县里面品评一下，觉得这个人好，就推荐上去当官。后来，品评的权力集中到了名士手里，名士如果说这个人很牛，那这个人就暴得大名。这种品评最早是针对道德，后来，慢慢发展为评价一个人的风度仪态如何，这就从关注名士发展到了关注个人。之后慢慢就发展到了谈玄。我觉得就品评人物这一点来看，清谈还是有积极意义的，是以一种舆论的方式来干预政治。

余秋雨：讨论清谈，不要过多地着眼于它的内容和目的。不在乎内容和目的，恰恰是它的一个重要特征。它不是学术争论，也不是主题研讨，更多的是一种智力游戏和社交活动。一有固定的内容和目的，魏晋名士们就觉得俗了。他们就是为了摆脱世俗才进行清谈的。清谈在进行过程中，也不讲究寻常逻辑，只求惊世骇俗。它在无功利、无对象的世界中游荡，并获得快感，有点像西方现代派的“意识流”。但“意识流”主要集中在写作，而清谈却需要与他人一起进行，而且必须让潜行的意识外化为语言，而且语言必须漂亮。在这样的智力游戏中，一些模糊又飘逸的概念也有可能独立出来，获得智力论定，例如像当时一直搞不清的“无”和“空”这两个概念的差别，就是通过清谈搞清楚的。清谈又建立了一个特定的社交圈子，就像后来法国的沙龙那样，构成了一群贵族知识分子的聚合。这在非常讲究实用的中国社会中，具有独立和逆反的色彩。但是，他们又不以独立和逆反为旗帜，因此又洗去了政治色彩。

清谈的最大贡献，是大大提高了中华文化的“非实用智慧”，这对今后哲学的推进至关重要。当实用的羁绊被摆脱，思维就可以在抽象的天域里自由漫游了。中国传统思维缺少自由漫游的广度和深度，人们往往以为是受制于政治，但是在我看来，更受制于实用。

丛治辰：“清谈”这件事情好像后来名声很糟糕，大家总要说什么“清谈误国”，但我觉得这是比喻的用法，意思是你们知识分子搞那些文化的东西都没有用。救国靠的是实力，是武力。这样说的人当然可以举出很多例子，三国两晋南北朝的时候就有很多。可是如果硬要说清谈误国的话，那什么不误国？写诗作词不误国吗？画花赏鸟不误国吗？文化发达的文明一定比野蛮的豺虎之邦要孱弱，军事上打不过人家。所以，把误国的罪过推给清谈、推给文化是不公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