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道义之伪

伪君子们知道，制造文化之伪最容易，制造道义之伪最关键。因此，道义，是他们迟早要攻坚的重点。

文化可以平静装扮，道义却不行，必须制造耸人听闻的事件。制造什么样的道义事件比较好呢？他们没有救灾的勇气，没有抗暴的胆量，没有捐助的慷慨，没有扶贫的胸怀，唯一能做的，是伪造道义的对立面，然后摆出拳打脚踢的姿势，证明自己在捍卫道义。

因此，那些试图建立自身道义形象的人，几乎都是伤害他人的诽谤者。他们深信，道义只有在摧残之中才能建立。当然，道义是假，摧残是真。

在这个问题上，我发现一个规律。天下害人的人，都有自己的直接理由，例如，争权、谋财、嫉妒、报复、逞强、发泄。突然有一个人，把害人的直接理由变成了间接理由，说是为了捍卫道义，那就有三分之一的可能，此人是伪君子。如果进一步，发现被害人没有反驳的机会，或者已经被此人制造的势头剥夺了反驳的可能，那么，三分之一的可能就上升到了三分之二。如果再进一步，发现此人在刻意把自己打扮成“英勇斗士”、“社会良心”，那么，所有的“可能”也就立即转化为“肯定”，也就是说，此人肯定是伪君子。

这是因为，不管怎么闹腾，都掩盖不了一个最根本的原理：天下一切道义的最终本质，是普及善良，克己利人，减少伤害。号称捍卫道义的人居然违背了道义的所有本质，伪不伪？

当然，捍卫道义也需要惩恶。但是，君子惩恶自有君子的理性规则。除了即时爆发的伤天大恶需要君子挺身而出快速阻止外，对于尚未“认定”的恶，必须遵守“认定”的合理程序，而且需要司法机构的参与。如果司法机构全不可信，那就要对体制和权势进行大胆质询。中国历史上所有大无畏的君子，都是这么做的。尽管他们也知道朝廷昏庸无能，却仍然敢于面对危险申述正义。他们绝不会站在街头播弄舆情，攻伐某人。因为他们知道，一般民众不具备辨析实情的条件和能力，因此所谓舆情，也只是情绪挑唆的结果罢了。

挑唆民众攻伐一个民众并不知道实情的人，借此为自己增添道义形象，这样的事，没有一个真正的君子会做。因此，铁定是伪君子。

前面说了，由于中国文化严重缺少证伪机制，因此中国民众很容易接受这种伪君子。结果，在中国历史上，听得最多的是道义、声讨、舆情，看得最多的是冤屈、悲剧、颠倒。这种情景，与朝廷的昏庸连在一起，与奸臣的狞笑连在一起，变得不可收拾。因此，我总是一次次提醒大家：听到道义，警惕；听到声讨，警惕；听到舆情，警惕；听到出现了“英勇斗士”、“社会良心”，更要万分警惕。

说到那些以“英勇斗士”、“社会良心”形象出现的伪君子，常让我们回想起一些陈旧的案件。

随手举一件吧，那个伪君子叫刘学保，一个在“文革”初期的“英勇斗士”。

事情说来话长。据他自己说，某一天，他与一个有“政治历史问题”的人搭班巡夜，突然发觉那个人居然安放好了炸药包准备炸一座大桥。他意识到阶级斗争就在眼前，立即冲上去搏斗，打死了那个阶级敌人，自己也负了伤，大铁桥终于保住了。

于是他成了当时著名的英勇斗士，全国许多报纸进行了宣传和颂扬。有一篇报道还进入了小学语文课本，当年的小学生现在已经年老，如果记性好一点，或许还能记得这个名字。

但是，此案从一开始就有现场勘察人员提出一系列疑问。例如：为什么他所指认的地方根本放不下一个炸药包？谁会用这么一点点炸药炸大桥？这样一个地方能够搏斗起来吗？如此等等。

可惜那是一个迫切需要敌人与英雄、破坏与搏斗的时代，一切疑问立即被淹没掉了。更重要的是，这种怀疑万一成立，名扬远近的英勇斗士立即就会成为一个杀害无辜的凶犯，中间不存在其他可能。

狂热的时代其实是最虚弱的，完全没有力量来面对这样一件事情的颠倒。因为一旦颠倒就意味着一系列社会观念的破灭，后果远远超出事件本身。

既然牵一发足以动全身，那么大家也就小心翼翼地不敢去动那根头发了。很多貌似堂皇的虚假之所以广泛流行，正与这种逻辑怪圈有关。

二十几年之后，社会观念发生了变化。人们对于被当年所有“英勇斗士”们伤害的千千万万无辜者，产生了同情。那个被刘学保打死的人，如果不存在“企图炸大桥”的可能，那么，就是一个蒙冤二十几年的受害者。他的亲族子女，还在世间。

那就应该求助于复苏不久的法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