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处有他们(第5/8页)

不久,魏忠贤阴谋败露,曹钦程被算作同党关入死牢。他也没觉得什么,天天在狱中抢掠其他罪犯伙食,吃得饱饱的。

这个曹钦程,起先无疑是恶奴型小人,但失去主子,到了死牢,便自然地转化为流氓型小人。我做过知县怎么着?照样敢把杀人犯嘴边的饭食抢过来塞进嘴里!你来打吗?我已经咽下肚去了,反正迟早要杀头,还怕打?——人到了这一步,说什么也多余了。

流氓型小人比其他类型的小人显得活跃。他们像玩杂耍一样交替玩弄着诬陷、偷听、恫吓、欺诈、出尔反尔、背信弃义、引蛇出洞、声东击西等技法,别人被这一切搞得泪血斑斑,他们却谈笑自若,全然不往心里放。

流氓型小人乍一听似乎多是年轻人,其实未必。他们的所作所为是时间积累的恶果,因此有不少倒是上了一点年岁的。谢国桢先生曾经记述明末江苏太仓沙溪一个叫顾慎卿的人,他做过家奴,贩过私盐,也在衙门里混过事,人生历练极为丰富,到老在乡间组织一批无赖子不断骚扰百姓。史书对他的评价是三个字“老而黠”,简洁地概括了一个真正到位的流氓型小人的典型。街市间那些有流氓习气的年轻人并不属于这个范围。

文痞型小人:

当上述各种小人获得一种文化载体或文化面具时,那就成了文痞型小人。

明明是文人却被套上了一个“痞”字,是因为他们的行事方式与市井小痞子有很多共同之处。例如,他们都是以攻击他人作为第一特征,攻击的方式是掷秽泼污,侵犯他人的名誉权,对于自己的劣行即使彻底暴露也绝不道歉,立即转移一个话题永远纠缠下去,如此等等。

但是,文痞型小人毕竟还算文人,懂得伪装自己的文化形象,因此一定把自己打扮得慷慨激昂、疾恶如仇。他们知道当权者最近的心思,也了解当下舆论的热点,总是抛出一个个最吸引众人注意力的话题作为攻击的突破口,顺便让自己成为公众人物。

在古代,血迹斑斑的文字狱的形成,最早的揭发批判者就是他们;在现代,“文革”中无数冤假错案的出现,最早的揭发批判者也是他们,在当代,借用媒体的不良权力一次次围啄文化创造者,致使文化严重滞后的,也是他们。他们不断地引导民众追恶寻恶,而最大的恶恰恰正是他们自己。

我曾经做过几次试验,让一些德行高尚的文化人来排列古代、现代、当代的文痞型小人名单,结果居然高度一致,可见要识破他们并不难。但是,在当今中国,文痞型小人仍然特别具有欺骗性和破坏性,因为他们利用广大民众对于文化的茫然,对于报刊的迷信,把其他类型小人的局部恶浊装潢成了一种广泛的社会污染。因此,他们是所有小人中最恶劣的一群。

影响虽大,但他们的人数并不多,这可能要归功于中国古代的君子观念的渗透。历来许多文人有言辞偏激、嘲谑成性、行止不检、表里不一等缺点,都不能目之为文痞型小人。

值得深思的是,有不少小人并没有什么权力背景、组织能力和敢死精神,为什么正常的社会群体对他们也失去了防御能力?如果我们不把责任全部推给此前的专制王朝,在我们身边是否也能找到一点原因?

好像能找到一些。

第一,观念上的缺陷。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社会上特别痛恨的都不是各种类型的小人。我们痛恨口出狂言的青年,我们痛恨死死纠缠异性的情痴,我们痛恨极端的激进派或保守派,我们痛恨跋扈、妖惑、酸腐、固执,我们痛恨这痛恨那,却不会痛恨那些没有立场的游魂、转瞬即逝的笑脸、无法验证的美言、无可检收的许诺。

很长时间我们都以某种意识形态的立场决定自己的情感投向,而小人在这方面是无可无不可的,因此容易同时讨好两面,至少被两面都看成中间状态的友邻。

我们厌恶愚昧,小人智商不低;我们厌恶野蛮,小人在多数情况下不干血淋淋的蠢事。结果,我们苛刻地垂顾着各色人等,却独独把小人给放过了。

第二,情感上的牵扯。

小人是善于做情感游戏的,这对很多劳于事功而深感寂寞的好人来说正中下怀。

在这个问题上小人与正常人的区别是:正常人的情感交往是以袒示自我的内心开始的,小人的情感游戏是以揣摩对方的需要开始的。小人往往揣摩得很准,人们一下就进入了他们的陷阱,误认他们为知己。小人就是那种没有一个真正的朋友却曾有很多人把他误认为知己的人。

到后来,人们也会渐渐识破他们的真相,但既有旧情牵连,不好骤然翻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