锋锐如锥纪念柏杨先生

柏杨这个人啊，要说起来半生的工作可真是没脸见人的。

柏杨早年，做的是政工工作。这个工作本来就很容易遭人诋毁，而不幸的是柏杨偏偏还是给国民党干政工。从大学毕业开始，柏杨一直是给国民党政训系统干活儿，办报纸，搞宣传，忙得不亦乐乎——一直忙到从大陆跑到台湾，还在忙反共救国团，不过可供他忙活的地盘，却是越来越小。

◎柏杨（1920—2008）

国民党里头，政工这个系统，可说是最窝囊的了。国民党败给共产党，很多人说“非战之罪”，既然不是打仗的罪过，责任是谁的呢？自然是政治，而政工政训系统自然首当其冲。柏杨他们这个系统的领袖邓文仪，对着孙殿英大谈三民主义，差点儿把盗墓出身的孙老殿噎死。这帮人的水平，大体如此。

从大陆“政”到台湾，到1960年终于脱离这个干了半辈子、不过一直在亏本的买卖，柏杨的人生价值只能说是负数。学而优则仕，先生学得一般，仕更没有走通。

照片上1960年的柏杨，白皙而文气，这个四十岁的河南汉子，真的不惑了吗？从他一生习惯眯缝着的眼睛里，我们看不出来。

然而有句话叫做“人生从四十岁开始”，它仿佛就是给柏杨定做的。

四十岁以后的柏杨，竟是越活越有滋味，越活越明白的样子。

《中国人史纲》、《柏杨版白话资治通鉴》，都出自四十岁以后的柏杨。这两本书，写的真是足够精彩，足可以给柏杨在历史文化领域奠定一个位置，也说明他的确是有才华的人。大学毕业的柏杨留下一张头顶学士帽的照片，目光中满是犀利。这个中原小才子的成就都在晚年，或许和人生最初走错了路分不开。

然而，柏杨最灿烂的，却是另一本书，这个我们都知道的。

那本《丑陋的中国人》。

当我开始读这本书时，正是十六七岁，血气方刚的时候，却被这位柏杨先生骂得汗流浃背。

很郁闷，又无从反驳。因为先生所写的，处处件件都戳心戳肺，张目看别人，低头看自己，无一不是先生笔下。你想辩驳，偏偏觉得柏杨先生说的总比你有道理，就是辩赢了他，心中也还是输。

也巧，那个时代正是我们打开国门的时代，忽然发现那些红眉毛绿眼睛的生番竟然比我们一直引以为荣的祖国超出那样大一截，不但工资比我们高十倍二十倍不新鲜，而且走路膝盖会弯，过马路不闯红灯，好似比我们还文明。震惊之下，柏杨先生的话，我们多少听进去了些。

《丑陋的中国人》属于杂文，柏杨先生自己说杂文比鲁迅写得好，虽然他亦谦逊地说自己是站在人家肩膀上。

其实柏杨先生的历史文章，一样带着这种杂文的尖锐。

从这里，也可以大致明白柏杨先生为何半生不得志。这人哪里是搞文宣的材料，这人是骂死人不偿命的主儿啊。当然，他早年的工作也不限于歌功颂德，也可以去骂共产党，不过共产党讲究的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不怕骂。

欣赏柏杨先生的才气，然而有些不喜欢他的锋锐，毕竟伤人比较厉害。

然而我大学的同学、教育系的天才高晓东先生如是评价——柏杨可以骂人，他有这个资格。

当时不知道柏杨先生的来历，觉得这个评价有些突兀。

等知道先生坐了九年的牢，还是国民党的牢，只有叹息一声——柏杨先生确实有资格骂人的。

国民党的牢，当时可不是好坐的。李敖被刑讯过，用刑的用几根圆珠笔夹在他的手指间，逐渐压紧。还要告诉他——李先生，如果你疼请不要恨我，是这圆珠笔让你疼，你应该恨圆珠笔。李敖反驳道——不，我还是恨自己的手指吧，是我的手指让我疼。

柏杨几次自杀未遂。

“因为邻居对我不友好，所以我不得不利己主义。”基督山伯爵如是回答维尔福法官先生。

李敖原来是国民党军官，柏杨原来是国民党的政工干部，都是为国民党卖过命的。

“因为世界待我刻薄，所以我也待世界刻薄。”柏杨说这话的时候也可以昂着头的。

而柏杨除了刻薄，更多的是深刻。

尖锐的文风，杀伤力大，感染力强，也能够让自己的表达更加大声，因此对从事文字写作的人极有吸引力。经常有朋友抓到历史的某个破绽而为自己的敏锐激动不已，以为自己也可以当柏杨了。不过，攻击性的文字好写，能达到柏杨水平的，却难见到。批评者，有时候比被批评的还要无知。稚嫩的敏锐，不过是“芳心窃喜”的颤动，离结婚生孩子还早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