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服饰 二 道德与礼仪

金鱼袋，石榴裙

礼仪，其实也是很麻烦的。

穿衣要怎样才“合礼”?无非两条。一是合身份，二是合场合。所谓“合场合”，就是在不同的场合下，相应地使用不同的服饰。比如参加正式会议，穿着太随便就不合适；而闲居在家，西装革履的也很可笑。所以，稍微有点身份的人，尤其是古代那些既有身份又注重礼仪的人，常常就会不停地换衣服。比如，行礼时着礼服，祭祀时着祭服，治丧时着丧服，上朝时着朝服，闲居时着燕服。穿什么衣服，就得配什么鞋。穿祭服着舄(重底鞋)，穿朝服着履(一般的鞋)，穿燕服着屦(葛麻制单底鞋)，出门着屐(木底鞋)。光是鞋就有这么多种，别的就更不用提了。

但这些规定，都必须严格遵守，否则便是“失礼”。

不过更重要的还是要合身份。中国古代的服饰是有制度的。什么人用什么服饰，包括款式、面料、色彩、纹饰，都作了严格的规定。比如周代的时候，只有天子、诸侯、大夫、士这些有一定地位的男子，才能使用上衣下裳的款式，妇人和庶人就只能穿衣裳相连的“深衣”。汉代的平民百姓则只能穿本色麻布，染个颜色都不行。唐以后，又规定明黄色为皇帝专用，所以赵匡胤“黄袍加身”，也就意味着登上了帝位。明代则规定官民人等不得服用蟒龙、飞鱼、斗牛等图案，或一定品级的官员可用蟒，不得用龙。蟒袍和龙袍是不同的。穿蟒袍的是大臣，穿龙袍的是皇上，并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龙飞凤舞”。

用了高于自己身份的服饰，便是“僭越”，犯了“大不敬”的罪；但如特许使用，则是极大的恩典，应予特别的炫耀和声明。比如，宋朝的时候，凡有资格穿紫色、绯色公服的官员，都必须佩挂金、银装饰的“鱼袋”。服紫佩挂金鱼袋，服绯佩挂银鱼袋。服紫色要三品或四品以上，服绯色也要六品以上。如职位品级太低，又有特殊情况(如出使等)，需要佩挂鱼袋，必须先借用紫、绯之服，时称“借紫”、“借绯”。如果穿紫佩鱼是皇上所赐，则是一种较高的荣誉，在填写自己的职衔时，必须加以申明。例如宋初向太祖上《三礼图》，奏请重新制定服饰制度礼仪的博士聂崇义，就被赐紫服、佩金鱼袋。因此这位老兄的正式职衔的全称就是“通议大夫国子司业兼太常博士柱国赐紫金鱼袋”。身上穿件紫衣服，腰里挂个金鱼袋，也算一种职称，必须添进“干部履历表”里去，或印在“名片”上，还要特别说明是政府颁发的而不是借来的，这在今人看来未免可笑，但在古人看来则极为正常。

显然，在中国古代，服饰的等差，首先并不取决于“贫富”(有没有钱)，而是取决于“贵贱”(有没有衔)。没有地位，钱再多，也是白搭，此即所谓“民虽有富者，衣服不得独异”也。汉制更规定，平民凡有一人经商者，其全家人均不得服用锦、绣、绮等丝织品，也不得服用毛织品、细葛布和白细苎麻布。所以到了可以“卖官鬻爵”的年代，商人们都愿意花成千上万的银子，去“捐个前程”，买个官位，比如清末商人胡雪岩，靠帮左宗棠筹饷而“赏穿黄马褂”即是。总之，不穿衣服固然是“失礼”，衣服穿的不对头同样是“失礼”。

既然一定的身份才能使用一定的服饰，那么一定的服饰也就代表了一定的身份，成了人们的“身份证明”，或成了身份、地位、职业的代名词。比如大家熟知的“冠盖”(达官贵人)、“布衣”(平民百姓)、“袈裟”(佛教僧侣)等。

又如“缙绅”，原指“系绅带而插笏”。笏，是古代大臣们上朝时，随身携带用来写“发言提纲”或做“会议记录”的狭长板子，有点像今天的“商务通”。这板子在不用时，就插在腰间那条绅带上，就像今人把呼机或手机别在皮带上一样。所以，缙绅也就是大臣。后来，凡是有系绅插笏之资格，再后来，凡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人，便都称为“缙绅”，又称“绅士”，用今天的话说就是“皮带族”。不过，今天的“皮带族”可不都是绅士，甚至可能连“白领”都不是。至于现代“绅士”们，则八成是不会把手机、呼机、商务通“一个都不能少”的全都别在皮带上的。

此外如“乌纱帽”、“石榴裙”，也都用于指代某些特定身份的人。“乌纱帽”是明代公服，“石榴裙”是唐代时装。戴“乌纱帽”的好歹也是个七品县令，穿“石榴裙”的则多半是都市丽人。再如“纨绔”，原本是指用细致洁白的薄绸(纨)做成的一种不连裆的套裤(绔)，类似于今之开裆裤。这种服装，依例只有贵胄子弟才能服用。贵胄子弟穿着这样“又轻又薄”的开裆裤到处吃喝玩乐，寻花问柳，自然“轻薄”得可以，所以“纨绔”又用来指古时的“高干子弟”和“轻薄少年”。至于长衫，则为儒生之服饰。孔乙己的一件长衫，尽管又脏又破，却决不肯脱下，就是害怕丢了他读书人的身份之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