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战争与和平》，兼谈托尔斯泰的为人与信仰（第4/8页）

西蒙教授曾经这样描述过托尔斯泰的一天：“早饭时，全家人聚在一起，男主人的妙语连珠使得用餐气氛既轻松又活泼。饭吃完，他起身说一句‘该工作了’，便倒杯浓茶，钻进书房。一直到下午，他再次出来锻炼身体，通常是散步和骑马。到五点钟，回家吃晚饭，经常是狼吞虎咽。吃饱以后，他会讲述自己散步时的所见所闻，讲得生动有趣，令所有人开怀大笑。饭后，他回到书房读书，到了晚上八点，他和家人及来访者一起喝茶、听音乐、朗读，或者和孩子们玩游戏。”

之后的许多年里，托尔斯泰一直持续过着这样的生活，这是一种忙碌而有益的、令人心满意足的生活：妻子养育孩子，料理家务，帮助丈夫誊抄手稿；丈夫则骑马打猎，管理庄园，搞自己的小说创作。然而，托尔斯泰正一天天逼近50岁，对任何男人而言，这都是一个危机时期。青春已逝，回首过往他不禁自我询问，这一生究竟得到了什么；展望前路，暮年将至，他又不免对暗淡的前景心生沮丧。他这一生，总有一种恐惧如影随形——那正是对死亡的恐惧。人固有一死，除非遇险或者身患重病，绝大多数理智的人平时是不会想到死亡的。然而，在托尔斯泰眼里，死亡却是一种近在眼前的凶兆。他在《忏悔录》一书中这样描述自己当时的心境：

五年以前，我感觉到某种非常奇怪的事情开始在我身上发生了。最初，我有时候会感到困惑，感觉到生活压抑，简直像不知道该怎么生活，自己该做些什么似的。那种空虚而不知所措的感觉令我变得气馁起来。但好在这种情况总算过去了，我又回归到以前那样的生活。然后，那种困惑的时刻，越来越经常地，总是以同样的方式出现。它们总是表现为这样：我常常会有一些疑问，比如，活着是为了什么？它意味着什么？我觉得我一直赖以立足的地基坍塌了，在我脚下什么都没有了。我赖以生存的东西不再存在了，我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立身。

我的生命也停止了。我虽然还能够呼吸、吃喝、睡觉，当然我不能不做这些事情；但是我没有生命，因为我失去了希望，不再有那种我认为有理由去实现的希望。

这一切开始落到我头上，正是我被那种所谓十全十美的好运气包围的时候。我还不到50岁，我有一个爱我的好妻子，而我也爱她；我有可爱的孩子们，有一个很大的庄园，我没费多少力气就使它得到了改善和扩展……人们称赞我，而如果说我很出名，那也不是太大的自欺……我的精神和肉体一样强壮，这在我的同类中还很少见到：就体力而言，我能够如农民一般同步刈割；在脑力方面，我能够一口气工作八到十个小时而不会生病。

我的精神状态开始以这样一种方式向我显现：我的生命是别人对我开的一个愚蠢、残忍和恶毒的玩笑。

托尔斯泰从少年时代起便不再相信上帝。由于缺乏信仰，他常常感到空虚与烦闷，他需要一种观念帮助他解开生命的谜题。他为此自我追问：“我为什么活着？我应该怎样活着？”却无法找到答案。于是，他再次恢复了对上帝的信仰。他通过一种推理找回这种信仰，对于他这种性格亢奋的人来说，显得有些奇怪。“既然我存在，”他写道，“那就一定有其原因。人们叫作上帝的那个东西，便是所有这一切的最终原因。”这是有关上帝的最为原始的一种论断。在那个时候，他仍然不相信一个具有人格的上帝，也不相信死亡降临后生命还会继续存在。然而到了后来，当他开始认为自我意识也属于上帝的一部分时，他才觉得生命随着肉体的死亡而停止这个观念便变得有点不可理解了。托尔斯泰有一阵子曾坚信俄国东正教会，但不久后他发现那些神职人员的生活和他们所宣扬的教义并不相符时，他对教会开始产生反感。他觉得没必要相信神职人员灌输的那些东西，他只愿意接受能够用简单实际的道理证实的东西。他开始接近那些贫苦、卑微和没有文化的信徒，随着对他们的生活的深入观察，他越来越相信，尽管他们的信仰带有迷信色彩，却是一种纯粹的信仰。对他们而言，产生这样的信仰是必然的，因为它赋予他们的生活唯一的意义，他们只有依靠这种信仰才能生活下去。

在经过几年的痛苦、反省与沉思后，托尔斯泰终于确立了自己的观念。我在这里勉强尝试简明扼要地概括一下他的观念，当然这并非易事。他否定教会的那一套宗教仪式，这种仪式在基督的教诲中找不到根据，施行仪式只不过是给真理抹黑。他还否定教会解释基督原则所形成的教义，认为它们是荒谬的，是对人类理性的侮辱。他只愿相信那些只能在耶稣的言论中找到的真理。他认为耶稣教诲的精髓就包含在“勿抗恶”的箴言中，具体体现为这一命令：“不要发誓”——他坚信，不仅适用于一般的赌咒，“不要发誓”适用于任何形式的誓言，包括证人席上的宣誓和士兵们入伍时的宣誓。另外它还体现在这一训诫中：“爱你的敌人，祝福那些诅咒你的人吧。”根据这种说法，人们不可以向自己的敌人宣战，即使遭受攻击也不能以武力反击。在他看来，坚信一种主张就意味着采取行动，他既然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认为基督教的宗旨是爱、谦卑、自我否定和以善报恶，那他就得义不容辞地放弃生命的享乐，投身劳作，经受贫苦，贬低自己，宽恕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