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战争与和平》，兼谈托尔斯泰的为人与信仰（第2/8页）

由于篇幅浩大，托尔斯泰花费了多年的时间完成小说，小说创作过程中，他的热情难免会有所减弱。我之前说小说中关于彼埃尔在共济会的所见所闻的描写显得冗长乏味，一直到小说将近结尾时，我似乎感到托尔斯泰对他自己塑造的人物失去了兴趣。他开始转移笔锋，阐述一种历史哲学。他有一种不同于一般人的看法，他相信影响历史进程的是一种神秘的无可名状的力量，而非常人所认为的那些伟大的人物，这种神秘力量在各个民族之间游走，不知不觉中引导它们走向胜利或失败。不管是亚历山大、恺撒或者拿破仑，他们全都是这一力量的傀儡，这和傀儡一词的本义相同，他们被一股不可抗拒又无法驾驭的力量所驱使。致使拿破仑打胜仗的，不是他的计谋智慧，也不是他麾下的百万雄兵，事实上，很多他发号的施令并未及时传达，有些命令甚至在送达后也未被执行。他取胜的关键在于敌人的作茧自缚，敌人总是莫名其妙地认为自己已经战败了，便主动放弃阵地。托尔斯泰认为俄军总司令库图佐夫才是这场战争中真正的英雄，因为他什么都没有做，只是静静等候着法军自己毁灭了自己。托尔斯泰的历史哲学有正有误，这很像他在《什么是艺术》一书中阐述的艺术哲学，既有真知灼见，也有偏见谬误。虽然我的学识还不足以详细探讨他的历史哲学，但我从不怀疑，他之所以花费大量篇幅描述莫斯科大撤退，目的在于阐明他自己的历史哲学观点。这也许能算是优秀的历史文献，却不能说是出色的小说。

我们在这部巨著的最后部分看出托尔斯泰的创作激情开始减退，但在小说结尾处，他充沛的创作力被再次激活。《战争与和平》的结尾称得上极富新意、精彩绝伦。之前的小说家习惯在讲述完故事之余，为读者交代主人公的最终结局，最常见的便是男女主人公从此在一起过上幸福的生活，并生养一群可爱的孩子；对于小说中那些反派，若惩罚还未降临，就简明交代他们终会恶有恶报，一贫如洗，甚至娶一个终日唠叨的丑陋老婆，等等。很多时候，这种交代显得十分草率，只有三言两语，简直像小说家随便扔下一点残羹剩饭就打发了读者，草草收场。显然，托尔斯泰赋予小说的结尾一种真正重要的意义。小说结尾，他重新把读者引进尼古拉·罗斯托夫（老伯爵的儿子）的庄园，七年后的尼古拉娶了一个有钱的妻子，并有了孩子；此时，彼埃尔和娜塔莎也住在尼古拉斯家里，同样结婚，生子，但却再也没有了过去的激情和理想，曾经对于生活的向往和追求也一去不返。尽管他们依然相爱，但他们变成了庸人。经历过生活的艰难困苦，他们开始变得平静，也陷入一种中年人的自足。过去漂亮、活泼、招人喜爱的娜塔莎，变成了一个婆婆妈妈的家庭主妇。过去英俊潇洒、神采飞扬的尼古拉·罗斯托夫则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乡下地主。彼埃尔变得更胖，还是那副好脾气，一点都没更聪明。这个结局虽稀松平常，却有着深刻的悲剧意味。我想，托尔斯泰没有故意设置一个更加激烈昂扬的结尾，只是因为他明白，人生的结局不过如此。他只是实话实说而已。

托尔斯泰生于一个极少产生伟大作家的乡村贵族家庭。作为尼古拉·托尔斯泰伯爵和玛丽亚·伏尔康斯基伯爵夫人的五个孩子之一，他最小。他出生在母亲的祖宅——雅斯纳雅·波良纳，在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父母便离世了。他最初随一个家庭教师接受教育，后来进入喀山大学读书，随后又转入圣彼得堡大学。他成绩很差，以至于没有拿到任何文凭。是他那些贵族亲友带他进入社交界，起初在喀山，后来是圣彼得堡和莫斯科。他也去舞厅跳舞，去剧院看戏，还经常参加一些在贵族家庭举办的宴会。他在高加索山区服的兵役，并参加了克里米亚战争。

这段时期，他沉迷于狂饮滥赌，甚至卖掉雅斯纳雅·波良纳庄园里的房子，只为偿还赌债，那还是他从父亲那里继承来的部分家产。他性欲旺盛，曾在高加索时染上过梅毒。根据他自己日记里的记录，在一个狂欢之夜，他赌博，玩弄女人，和吉普赛人一起狂饮烂醉——从很多俄国小说里可以看出，这种狂饮普遍上呈现的是（或过去是）俄国人寻欢作乐的一种传统方式。对自己这种行为，他怀有强烈的悔意，但一有机会还是会重蹈覆辙。托尔斯泰身体健壮，可以整天走路，连续骑马十到十二小时也不会觉得疲劳，但他的身材并不高大，相貌也很普通。“我知道，我长得并不好看，”他曾经这样写道，“我也因此感到绝望，世界不会施舍幸福给一个宽鼻梁、厚嘴唇且长着一对灰色的小眼睛的人的，我只求能有奇迹降临，让我变得英俊一些。我可以为了拥有一张漂亮的脸而放弃我现在拥有的以及将来可能得到的一切。”他那张朴实的脸其实很有活力与精神，也很吸引人，他对此并不自知；再加上眼神和谈吐，他甚至颇有魅力。那时候，他对穿着很讲究（他和可怜的司汤达一样，寄希望于用时髦的穿着来弥补相貌上的丑陋），还经常炫耀自己高贵的门第。他在喀山大学读书时的一个同学曾经这样描述他：“我刻意回避这位伯爵。第一次见他时，他的冷漠和傲慢，那短而硬的头发，和那眯着眼睛的神情，以及眼中露出的犀利目光，很不讨人喜欢。我从未见过摆出这样一副傲慢而奇怪的样子的年轻人，这真令人难以理解……他对于我的问候几乎从不理睬，似乎在表明我和他出于某种原因是完全不平等的……”托尔斯泰在军队时，对待那些军官同僚也是这样一种轻蔑态度。“开始，”他写道，“我对这里的很多事情感到惊奇，想慢慢适应这里的环境，我必须和那些先生保持距离。我选择一种恰到好处的中间姿态，对他们既不太亲近，也不太疏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