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大学生活（第2/4页）

一九三七年初春，日本的新学年开始之时，我们四个满洲少年，便踏上了那美丽的岛国，樱花如云如霞地迎接了我们。

我去东京女大报到，村田的推荐信早就来了，女大招生的老师简单地问了问我的情况，便录取我为历史系的一年级新生，试读期半年。我的大学生活就这样轻易地揭开了序幕。东京的景象，引发了我这个殖民地中长大的女儿的万千思绪。按照当时日本社会上的惯例：老百姓把部分房屋租给留学生下榻（叫做贷家），于是我住进了名叫吉野的一个日本住友公司的小职员之家。吉野太太对我们非常友好，招呼得十分周到，她叫弟弟们为学生仔、叫我和妹妹为闺女们。这个宛如家人的称呼，使我们丢掉了诸多疑惑和不安。吉野一家人的面目和君临满洲的日本人相差实在是太大了。住熟了之后，我才明白，日本的媒体宣扬的是用日本的先进技术帮助技术落后的满洲开发资源，以达到两国的共同富裕。没见过殖民者烧杀抢掠真面目的日本老百姓，真诚地相信这个美丽的谎言。因为日本确实资源匮乏，满洲又确实没有先进技术。而且，从明治维新以来，媒体一直着重渲染的是白种人对黄种人的歧视，同是黑头发黄皮肤的日本人和满洲人必须通力合作，改变白种人垄断世界的局势。这个渲染，很合表面谦虚其实自视极高的大和民族的胃口。

接触了日本本土，我体认到，我在满洲学的那点点日语只不过是个皮毛，要在日本住下去必须把日语学通。

经过思虑，我没正式去女大上学，而是进了东亚日本语学校的高级班。留学生的前辈告诉我们，创办东亚日语学校的松本老人，是个中国通，他一直反对政府侵略中国，是中国人的真朋友。

那时，松本老人已经退休了，他不时地到学校里来巡视。碰见他，他了解了我的情况之后，不是向我说什么兄弟之邦、日满一体的鬼话，而是给我讲了个民间故事。他说：日本人进满洲，是趁菩萨瞌睡，小鬼偷吃了供奉给菩萨的油豆腐。他的这个比喻，把我惊呆了。我开始思索起战争，渴望知道战争的诸多内涵，十多岁的一个女娃，狂妄地把民族兴亡的重大课题和自己搅在了一起，从心底感谢松本老人给我上了一堂意味深长的战争课。

我们这一代在东北大地上长起来的青少年，最迫切的愿望就是想知道关内，也就是中国大陆上的各种情况。“满洲国”成立以后，关内的书籍一律不准进境。中学虽然学的仍是中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刊行的课本（“满洲国”还没来得及做出自己的课本，一九三八年以后便全改了），但那都是过去式。我们需要了解现时，需要明白自己的处境，需要探究未来，我们东北的年轻人，是背负着几代人的被侵略的苦难长大的。我的那个富有的家族，我的那个一心想振兴实业的父亲，是在不断地跟租界的洋老爷们打交道，拼搏过来的；他的发家史，步步伴随着难耐。具体到女人身上，悲惨到凄绝人寰。我的祖姑姑据说是美甲一方，日俄战争后，横行在东北大地上的沙俄军仓皇溃退，他们用来购粮强塞给老百姓的沙俄纸币——羌帖，一夜之间成了废纸；祖爷爷在家无隔宿粮的情况下，把祖姑姑聘给一位土地主的病儿子换回来果腹的高粱。祖姑姑在备受欺凌的情况下，二十岁上便郁郁而死。我的姑姑用那花花绿绿的纸币给我们折叠偶人游戏，告诉我们老百姓是怎样受羌帖的跌宕而家破人亡，就是这位姑姑也因为姑父吸食鸦片夭折而年轻守寡，不得不依靠娘家度日。英国人强送给中国人民的鸦片，“满洲国”成立以后，成了公开的娱乐品，我的堂兄，二十岁不到便陷入了吸鸦片的毒坑而一蹶不振。侵略者造成的各种伤害，是嵌在我们的骨髓之中的，我们无法回避身陷水火的处境。松本老人给我的启迪，至今难忘。

三十年代的东京，中国留日的学生有个组织——中华同学会，人们告诫我，去那里，会受到满洲特务的监视。我没有被吓倒，终于打听到了，我们吉林女师的一个叫颜毓荷的同学，初中毕业后去北平读了民国大学，常在中华同学会出入。于是，在颜毓荷那响着风铃的贷家小屋里，我见到了一群颜的朋友。他们悄悄地为我唱起了东北流亡学生的歌曲：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指引我去内山书店看中国大后方的书，指引我去逛神田街的书市……那是些什么样的书啊！朱光潜的《论美学》、郭沫若的《屈原》、何其芳的《画梦录》……还有萧红的《商市街》，萧军的《八月的乡村》。我的视野扩展到了中华大地，我的同胞在我的眼前活生生地站立起来，我找到了中国人的感觉。民族的温暖使我心潮激荡，我忘记了我的东京女大，我在上着中国人的大学，在日本帝国的心脏——东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