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大学生活

梅娘

说起来惭愧，我的大学不是读过来而是混过来的。因此面对编辑的殷殷相邀我十分不安。我名义上是在读大学，其实，不是按规定的读什么，研究什么；而是按自己的选择，读了一些，研究了一些，一直混到校方宣布我毕业，我的大学生涯就画下了一个不具实质性的句号。我只盼望我的这份直白，能够获得读者的理解，因为这不仅仅是我一个人的心态，而是当年我们一批青年的处境。

一九三六年，我从吉林省立女子师范的高中部毕业，面临的形势，对十六岁的我来说，是压力重重，难以分解。如果我继续在满洲上大学，只能上女子高等师范。那个年代，那个地区，大学还没对女生开禁，延续上千年的重男轻女的习俗捆缚着社会。满洲，这块被日本人侵占了的沃土，在继续忽视女人。我不想学成之后当老师（我认为当老师最没出息。这个想法很狂妄，当时确实这样认为），虽然我很敬佩我中学的老师们（他们多半来自关内的北平、天津的大学）。我总有种说不清的疑惑，我不相信那个派驻了日本管理人员的女高师会有什么新知识给我。我渴望到北平或天津去上大学，找回不是“满洲国”而是中国的感觉。可是，当时泰山压顶的政治态势，我找不出抗争之路。

从家里来说，逝去慈父的家，对我是个不折不扣的金丝笼，恪守传统妇道的继母，认为女孩儿家书读到我这个份儿上是够可以的了，她的职责是：把我嫁到名门望族的大家去，做个锦衣玉食的少奶奶，她也就算是尽到心了。这个现实，我也无可奈何。

父亲金兰之交的张鸿鹄七叔，及时引导我走出了迷津。他说服继母，更得到了父亲去世后主持我家公司业务的侯尧雪伯伯的首肯，送我们姐弟四人一律去日本上学。他的理由简单明了，不容置辩。他说：由于父亲一直不肯就任满洲中央银行副总裁的官职，和日本的关系很僵。如送子女一律去日本读书，可以使这种僵直的关系缓上一闸；上关内读大学，“满洲国”币不能与中国货币兑换，学费不好解决。“满洲国”币能与日本国币自由兑换，生活水平也相差不多，家里负担得起。他用深沉的目光盯视着我，静静地说：日本比中国先进，你们可以学到很多知识。他建议，大弟、四弟去工业学校学电机，继承父亲实业振国的遗志，我和四妹去学医或学制药，学上一门自立于世的本领。

我们的这位张鸿鹄七叔，当时是哈尔滨市的电业局长，是我心目中和父亲一样的智者。这位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大的留学生，和父亲亲密得很，在我家有很高的威望。他是和周恩来总理同时留日的好友，总理那首大江东去的绝句就是送给他的。其实，他是打入“满洲国”高官阶层的异己分子，是为中共工作的，这个情况，是我以后才知道的。

如此，我们去日本留学的事就定下来了。父亲青年时在日本正金银行的同事，当时是“满洲国”主管经济的藤本，这位一直作为说客请父亲就任“满洲国”高官的藤本，知道我们四人要去日本读书，立时派人送来了介绍入学的各种关卡，当时，“满洲国”的学制向日本看齐，我进大学，弟妹进中学都很方便。

另外一封来自我母校的推荐信，加速了我们去日本的日程。信是吉林女师的日籍副校长村田琴写来的。这位被同学们背地里叫做穆老太、举止高雅、礼貌周全的典型的日本知识女性，殷殷切切地劝我就去她的母校——日本东京女子大学就读。她之所以这样赏识我，是因为我表现并做到了她所渴想塑造的满洲淑女的形象。其实，这不过是出滑稽戏，我只是玩了个简单的遮眼法而已。那年，正逢“满洲国”的康德皇帝去日本认亲，回来后发表了“访日回銮训民诏书”，说什么皇帝他也是天照大神（日本大和民族的始祖）的子孙，以之佐证日满是真正的兄弟之邦。他的这份“诏书”满洲老百姓以不睬对之。事情是明摆着的，几千年来乃是炎黄子孙的认祖情怀是流淌在老百姓的碧血之中。硬扯什么天照大神岂不是天大的笑话，狗肉怎么贴也粘不到羊身上呀！可我们村田琴老师，却命令我们默写皇帝的“回銮训民诏书”以示忠诚；且规定，不及格者不予毕业。这可真真正正的是道难题，我们连看都没仔细看过那篇亦文亦白、咬牙嚼字的诏书，如何默写得出来？同学们一筹莫展之际，身为班长的我出了个鬼主意，我去向村田请示：为了表示对皇上恭敬，我们愿意用宣纸与毛笔来恭默诏书，她欣然同意。我们备好了宣纸，备好了墨汁，为怕墨汁洇纸，还备了一张衬纸。点子就出在衬纸上，我们用铅笔，淡淡地用ㄅ攵ワㄈ在衬纸上拼写了诏书。村田不认识ㄅ攵ワㄈ，也没想到这里有鬼。当她拿到我们全班一致默写得整整齐齐的诏书考卷时，开心地微笑着，这是她的最佳的工作业绩，她为“日满一体”作出了贡献，她为“满洲国”培养了一批高标准的淑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