覆车小记

槟城三宿之后，五日夜渡北海，刚巧是旧历的十五晚上，月光照耀海空，凉风绝似水晶帘底吹来，挥手与送别诸君分袂的时候，心里只觉得快活，何曾有一点恻恻吞声之感？当然依旧是“到处论交齐管鲍，天涯何地不家乡”的故态。

但是别离终竟是别离，或悲或喜的混合剧；当船离码头的一刹那，帘幕便揭开了：一位十五六岁的窈窕淑女，同一位很清秀的青年君子，欢天喜地上了船；船栏外来送的，多是些穿纱衫，围锦绣萨郎——马来装也，但不知是否这两字，亦不知是否如此的发音——套裙的女娇娘。开船的号令响了，机房里起了转动的声音，船上船下，一阵莺声燕语的唧唧喳喳，我原不晓得是在说些什么，推想起来，大约总是“前途珍重，后会有期”等套语吧？或则是“万里之行，从此始矣！”也说不定，在我这老天涯客看来，自然只是极平常的一次离别；但反应到了这淑女的心头，波澜似乎是千重万重的起了，先是莺声发了颤，继是方诸泻了盆，再则终于忍耐不住，跑开了栏杆。到无人的一角，取出手帕来尽情啼哭去了。这一幕，当然是离奇的悲喜剧。

还有回转舞台的第二幕，是表现在上下船的跳板旁边的；一群头上包着红白黑色的布，嘴周围长着黑黑丛丛的毛，脸上也有几位绣着皇天为加上圈儿的花的朋友，向一位身躯硕大的老长者，举起了手，齐声唱出了一曲也是听不明白的离别之歌；这或许是喀里达萨的《萨功塔拉》里的一小节，这也许是太戈尔的《迷鸟》里的一整首，总之是印度的一般人所熟诵的歌曲无疑。这一幕又似是纯粹的喜剧了。

旁观者的我们，自然要做一点剧评。同行的关先生先指那一位淑女说：“她既和丈夫在一道，当然是快活的旅行，为什么要这样啼啼哭哭呢？”

“大约是新婚后，来回门（回娘家）的吧！”我的解释。

“那一位印度老长者，颈项里套在那里的花圈是什么意思？”我问关先生。

“他大约是在警界服务的，一定是升了官去赴任的无疑。来送的那些，当然是他的亲戚故旧，或旧日的同僚。”是关先生的回答。

有话则长，无话则短，我们平稳地渡过了海峡，按号数走进了联邦铁路的卧车房；火车也准时间开，我们也很有规则地倒下了床。只是窗门紧闭，车里有点儿觉得闷热，酣睡不成，只能拿出李词佣君赠我的《椰阴散忆》来消夜。读到了榴莲的最后一张，正想重起来拿王绍清的《亚细亚的怒潮》的时候，倦意频催，张口连打了几个呵欠，是睡乡带信来了，迷迷糊糊地不知怎么一来，终便失去了知觉。

这一睡醒来，可真不是诸葛武侯的隆中大梦之相仿！火车跳了三五下，玻璃窗变成了乐器；车箱里的马来小孩子，印度贵妇人，齐声哭了起来。我的身上，忽而滚来了许多行李和衣裳。一二分钟后，喀单当的一声大震。事情却定了局，车子已经横卧在轨道外的桥头草地里了，我们原是买了卧车票来的，而车子似乎也去买了一张，我们睡在它的怀里，它也循环相报地睡入了草地，以后便是旅客们的混乱。关先生赤了脚，掳了一件雨衣，七横八竖，先出去打开了车门。我则一点儿经验毫无，只在卧铺底下收拾衣箱，更换衣服；穿上衣服之后，还在打领带的结。关先生是有过经验的，仓皇在门口叫着说：“这时候还带什么领带！快出来！快出来！”我却先把行李递了给他。行李取齐，一脚高来一脚低的爬出了车箱后，关先生才告诉我说：“你真不晓事，万一电线走电，车箱里出了烟，我们就无生望了；火车出轨，最怕的是这一着！”

爬出车箱来一看，外面的情形，果然是一个大修罗场！五辆车子，东倒一辆，西睡一辆地横冲在轨道两旁的草地里；铁轨断了，飞了，腐朽的枕木，被截作了火柴干那么的细枝；碎石上，草地上，尽是些四散的行李与衣裳，和一群一群的人，还有几声叫痛的声音。天也有点白茫茫地曙了，拿出表来用香烟火一照，正是午前四点四十分钟的样子；以时间来计路程，则去丹绒马林只有一二十分钟，去吉隆坡只有两个钟头不足了；千里之驹，不能一蹶，这可替文生与华脱的创作品，到今天也曳了白。我们除了在荒地的碎石子上坐以待旦而外，另外也一点儿法子都没有。

痛定之后，坐在碎石上候救护车来的中间，我们所怨的，却是那些槟城的鲍叔们，无端送了我们许多食品用品，增加了许多件很重的行李，这时候抛弃了又不是，携带着更不能，进退维谷，只落得一个“白眼看行李，高情怨友生”的局面。因为火车出轨之处，正是一个上不在天，下不在田的中间地带，四旁没有村落，没有人夫，连打一个长途电话的便利都得不到。并且我们又不会讲马来话，不识东西南北的方向，万一有老虎出来，或雷雨直下的时候，我们便只有一条出路了，就是“长揖见阎君”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