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 我把每一件作品都当作写给人类的遗嘱（第8/10页）

黎峰：我还想到一个事，就是仙逝的路遥和京夫。两位都是你的朋友，也是我敬重的作家。路遥先生的生存困境我也只是从报刊上知道了一些。而京夫先生去世，我去参加了他的追悼会，所以对他的情况就更为感性一些。他也算得上是个名作家了，也算得是一个勤奋的作家了。可是，中国现行的稿费，并不能帮助他改变他的生活贫困。所以，我就在想，要是他们生前能创作一些书画该有多好呀。最起码，也能改变一下他们生存的境遇。

高建群：京夫人品很好，是个老实人，可能就《八里情仇》挣了点钱。大家常说路遥活到现在，不要说写字画画了，就是到处露个脸，红包钱都不少了。他死的时候，不但没有钱，还欠了很多外债。他装修完房子，就在地板上睡了一夜，第二天就坐火车去延安，刚下火车人就不行了，进了医院。最后说是装修房子还欠了人家五千元钱。《平凡的世界》他拿了三万元稿费，稿费还没到，他就预支了一万五给女儿买了架钢琴，剩下的钱可能还不够他写这部书的烟钱。

黎峰：我觉得路遥他一生其实活得很苦闷的。写作是个熬人心血的事，特别是在上部作品完成下部作品没开始的时候，或者是某部作品进行不下去的那段时间其实是很苦闷的，需要一个排解的。琴棋书画它其实也是调节作家身心的最好一个方式。

高建群：路遥的苦闷是没有打开自己。你看篮球运动员上场以后都说“打开、打开”，演员一上舞台都说“放松、放松”，路遥他始终没有打开自己，像是一个猛兽一样，面对着四面的敌人，随时准备主动出击或者迎接挑战，活得很辛苦。而且他在西安生活了十二三年，他始终没有融入这种农耕文化，始终对西安这个大都市充满了一种内心惧怕，他晚上睡觉都担心自己睡着以后，被人从床上抬着撂到城墙外面了。这是一个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之间的矛盾，有的人就处理得很好，他是陕北来的，很大气的，能容纳万物，他又善于学习，他又低调，所以很厉害的呀，他又吸收了西安儒家文化的优点，所以他在这里如鱼得水，该大气时候他能很大气，该低调的时候他又很低调。路遥要是不去世的话，也许他能学会，也许他还是学不会面对世界和问题。哎呀，现在想起来……他有点外罗圈腿，磨得鞋跟一边高一边低，他经常穿个烂皮鞋，背个烂包包，走起路来一个肩膀高一个肩膀低，往前顶，征服世界的派头。他崇拜斯巴达克斯，要做世界的征服者。

黎峰：路遥的书法怎么样？

高建群：他的字写得还不错，他给我写过五个字“遇事不惊乍”，算是书法。要是他写，也许在经济上不会这么狼狈。

性描写也有一个大奥秘

黎峰：读你的《最后一个匈奴》让我觉得，整个作品的情绪既有唐朝边塞诗人的粗犷豪迈，又有美国西部片中的风情，比如作品中对那些女性，对酸曲的描写。你把性书写得炽烈狂野、干干净净，又很简洁，我还在你的《胡马北风大漠传》里看到书中配了很多裸女在沙漠的图片。性的描写似乎是陕西几位大作家不能绕开的话题，也是我们这些后来者不太能正确处理的问题。你能给我们一些提示吗？

高建群：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创作，有一个大奥秘，美国的一个批评家发现了。我为什么对中国的批评家很失望呢？中国的批评家他把着力点放在小说的意义在哪里，要告诉人们什么，从而去挖掘它的主题，这实际上是吃力不讨好的事情。他应该把注意力放在哪里呢？作家是怎样借助一根魔杖，把生活原料变成艺术品的，或者换言之，他怎么把猴子变成人的，这个过程他采取了哪些的技巧。长篇小说具有很多的技巧，具有很多的可能性，批评家关注的重点应该在这儿。

回到你刚才谈到的问题，写作的话，它里面有个叙述视角，一个人进来了，他穿什么衣服，留个什么头，他那个脚步好像受到过军队的训练吧，这人叫刘得望，得望往房间一看，墙上挂着什么，这个视角就变了。用他的视角来描写这个房子，让这个故事渐进。我的小说里，那些性描写为什么那么自然、不尴尬，就是主人公叙述视角在叙述的，不是我作者在那叙述的，我在那时已经退避三舍了，是里面的人物在叙述。契诃夫说，好是好，但是千万别叫出来。一些作者为什么写得叫人不堪入目的，是他没有处理好叙述视角的问题，叫读者看到后说这个人的精神格调低下，是作者本人在那里描写的。应该是小说人物带着他的职业习惯，带着他的文化底蕴，在那里讲述；讲到枯燥了，又另起一段，从另一个人，比如一个女人的角度开始讲述，偷偷地就又完成了一次转换。作者在不动声色中，把长篇往下推进。这样一个长篇交叉上十几次交换，左一步，右一步，像天上的彩虹桥一样，从起到落，像《洛丽塔》的作者纳博科夫所说的，用一部长篇小说具有的翅膀和利爪飞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