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 我把每一件作品都当作写给人类的遗嘱（第4/10页）

我回我的老部队，那个荒凉的额尔齐斯古河。那儿就像把一条鱼放在戈壁滩了，根本就不是人类生存的地方。你只有走到那种地方，你才能感悟到那种苦难。所以我们作家不跟这些生活接触，你要产生宏大叙事，根本是不可能的。你凭你的小脑袋，坐着房子里想的那些事情，跟外面发生的事情相比是很可笑的。我永远把自己当作一个最普通的人，甚至比最普通的人还要低，我走向民间，和老百姓一起承受着社会进步带来的这种快乐，承受着社会各种弊病带来的各种痛苦，迎接这个时代，走过这个时代。

我每写一个小说都像在酝酿一个大阴谋

黎峰：《最后一个匈奴》是你的代表作，评论家阎纲认为，你的创作，具有古典精神和史诗风格，是中国文坛罕见的一位具有崇高感和理想主义色彩的写作者。我也看到有些评论家说你的这部大作，上部比下部好，可能是要达到史诗这样一个高度，有些人物就有些概念化了。

高建群：关于《最后一个匈奴》，一些评论家，包括南方的一些朋友，他们来西安看我，都说《最后一个匈奴》是新时期最好的长篇小说之一，说那个恢宏、崇高感在中国也许就是张承志的作品能够媲美吧。也有一些批评，我都能够接受。而且艺术的东西，它没有个圆满。从这个角度讲，你可能觉得无隙可击、牢不可破，但从另一个角度讲，它又露出很多缝隙。就像印象派的绘画技法一样，莫奈、德加、梵高、马蒂斯把那个绘画发展到炽烈的情感，几乎是无人可以超越了。结果出现个毕加索，他把所有的情感都冰释到理性的一种思考，图像化变形，他那样创作。所以艺术创作我们所能做的是把我们理念上的东西，发挥到极致。雨果说过，把艺术的某一个特征发挥到极端，然后在极端的峰顶重造和谐。艺术是这样子来达到高度的。

作为我来说，在创作《最后一个匈奴》时只能做到这一点。但是我努力地在每一次写作中都不断地超越自己，我不允许自己平庸，哪怕写个很小的文章，写个小的序言。看经过一代人一代人的努力，看能不能在我们的有生之年把长篇小说艺术跟世界的距离缩短一些。写《大平原》的时候，我对长篇小说又有了一些新的理解。外国一位作家说过，小说艺术具有无限的可能性，无论你怎么写，只要你真诚地静下心来，都能写出好小说。

我每写一个小说都把自己关在房子里，抽着烟，冷冷地微笑着，好像关起门来在酝酿一个大阴谋一样。然后把大阴谋完成了，就像放出一颗原子弹一样，让它去震惊世界，去夜半更深敲击每一户人家的门。我觉得这是最好的心态。写作的时候是一种“活埋”疗法，等于说是把自己活埋了，和世界不接触了。

中国现在没有一部小说能进入西方家庭的书架

黎峰：我还看到有位陕西评论家说你的作品受到的关注不够。事实上，这些年来，评论家的关注已经转移到了娱乐化的层面上。就是说，他们可能是跟着社会的风潮和文坛上的热点，是在跟风吹捧和跟风批评。你跟评论家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你觉得自己在当代中国文学史上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高建群：我曾经在十多年前写过一篇文章叫《雪藏的王小波》，当王小波活着的时候，一些评论家不知道到哪里去了，王小波死了以后，这些人一个一个都出来了。上海有个评论家叫吴亮，对中国文坛深深失望，说我不欠小说什么，小说也不欠我什么，我向中国小说评论告别了。我这个人不善于经营自己，其实是很被动的。一个事完了就去忙另外一个事，我整个心思都在那里。也没有有意识地和媒体和评论界说主动地打个电话，让他们来关注关注自己。或者提供一个新闻线索，让他们来炒作炒作我。这可能是我的一个弱点吧。我也不可能一边开足马力进入创作状态，一边又关心这些事情，所以你们说我没有受到中国批评家应有的重视，我也同意。

我记得我的《遥远的白房子》出来以后，当时有两个重要的评论家写了两篇重要的文章，一个是蒋原伦，说高建群的写作给我们一个启示，就是小说艺术经过数百来年的努力以后，跟人类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它又回到讲故事这个始发点上来了。另外一个是高洪波，他写了一个《解析高建群》，他说高建群是从黄土高原上向我们走来的一个略带忧郁色彩的行吟诗人，一个善于在历史与现实两大空间从容起舞的歌者，一个善于讲庄严的“谎话”的人。我觉得他们了解我。我现在有六个长篇，九本散文，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责任不在批评家，在于我自己。我不愿意请人有意而为之，那掉价，我也没有时间，不可能把我这段时间手上的创作停下来，做这些事情。另一个也是我不屑于做。如果真正的文学批评家，真是有对中国文学负责的责任感，他会关注我。我在一本散文《我在北方收割思想》里的后记里写了几句话，我说，也许再过几百年以后，人们从尘封的书架上，翻开我的书，能对今天这个时代产生敬意，认为这个时代的人们曾经有庄严的思考，文学曾经达到过这么一个高度，就让我很满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