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条道路都引领流浪者回家 《大平原》台湾版前言（第2/3页）

这个名曰“白土窑”的村子，已经在新农村改造中整体搬迁，搬到大的一个村子里去了。被遗弃的这个村子，将要被夷为平地，重新成为农耕地。而顾兰子居住的那个“安家塔”，已经变成玉米田了。

我对镇长说，给我建文学馆，这事就算了吧，只将那三孔窑洞留下，门口竖一个简单介绍的牌子就行了。有一个窗口，放我的电影、电视剧，向游客赠送《大平原》这本书。

我还说，希望能将“白土窑”这个村子保留下来，变成一个“黄河花园口决口河南省扶沟县难民逃荒纪念馆”，然后，在公路旁竖一个雕塑群，再现当年挑担子、推小车的河南花园口难民，来到这里的情景。

那三孔窑洞，在畔底下。畔的二道塄上，有三棵老梨树。据说这三棵树，就是爷爷当年栽的。我专门从那树上，摘了些梨，拿回西安给我的母亲——年已八十的顾兰子吃。这梨难吃极了，当地人说，这叫“牛腿梨”，现在品种改良，它早就已经被淘汰了。

畔上还有一个碾盘。畔顶上不远处，涝池旁，还有一棵高大的柳树。顾兰子说，这碾盘她记得，那大柳树她也记得；她生下的儿子，也就是我，为什么这么聪明，就是因为她怀我时，到这棵神树下讨神水喝的缘故。

黄龙人说，我是在黄龙出生的，这里是我的家乡。我说，我好像是在关中平原、在高村出生的，生在天傍黑，人们喝汤的时候。回到西安后，我问母亲。顾兰子说，两种说法都对。怀你，是在黄龙山，怀孕三月头上，回到高村。

我一直有一个想法，想陪母亲回黄龙山一趟。可是三次都要出发了，顾兰子却突然心脏病发作，住进医院。后来她说，你们就饶了我吧，对于你们来说，那些仅仅只是故事，只是传说，可是对于我来说，那里是我的伤心之地。我都这一把年纪了，求求你们，就不要勾起我的伤心事了。

我听了，只好作罢。

亲爱的台湾的读者们，这本名曰《大平原》的书，要在台湾出版了，我有一种神圣的感觉。在陈晓琳先生的主持下，风云时代已先期出版了我的《最后一个匈奴》《统万城》，现在，不胜荣幸之至，他们又要出版我的《大平原》了，作为一个作者，这是他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啊！

前面那两本书，都出得棒极了。捧着沉甸甸的书，我流下了眼泪。我在那一刻感受到了文学殿堂的辉煌和庄严。到了我这个年龄，世界上已经没有能叫我激动的事情了。但是捧着他们印刷的这散着墨香、包含着编辑家心血的书，我仍然激动不已，难以自持。

哎，文学，一个叫我们敬畏、叫我们恐惧、叫我们迷惑不解的东西。西班牙小说家乌纳穆诺说，圣殿之所以辉煌庄严，因为那里是人类共同哭泣的地方。捧着这台北寄来的书，我就是这种感觉。

我还将有一些书要在台湾出版。我真幸运，遇到了这么好的编辑家，遇到了这么好的读者。

前年，也就是2010年的中秋期间，作为大陆的一个社会名流访问团的一员，我曾来过台湾。

我的感觉是，台湾所有的人，所有的建筑，所有的气氛环境，都让我觉得亲切极了，稔熟极了。在南投县的那个陕西村，乌面将军庙前，那一群张大嘴巴看戏的妇女，她们褐色的圆脸庞，大屁股，碌碡腰，多像我家乡高村的村姑。

而那些男人们，更像我的隔山兄弟。隔山兄弟是一种民间的叫法，意思是指同父异母或同母异父的兄弟。我看着这些台湾的男人们，那种从骨子里生出的亲切感，与那种礼仪上的陌生感，都让我突然想起“隔山兄弟”这句话。

话到这里，附带说一句，老死于台湾的于右任老先生，是我的亲戚。我内人的三姑，嫁给了于右任的侄儿。1964年社教期间，于右任曾给家乡陕西三原县写信，说他一生走了许多路，脚下最爱穿的是家乡的布鞋。这样，于家的媳妇儿，我的三姑便做了两双布鞋，寄往台湾。布鞋是圆口的，黑织贡呢鞋面，千回百纳的鞋底（农家把那叫“倒钩针”）。

吟唱着“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故乡不得见兮，永志难忘”的客死异乡的于右任先生，这大约是他在过世前，与家乡的最后一次联系了。

我希望两岸永远不要有战争。战争绝对不是一个好东西，不论伤到谁，都叫我心疼。那是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损失。我相信人类越来越智慧了。

教堂里的钟声响了。不要问丧钟为谁而鸣，丧钟在为亡者而鸣的同时，也就是在为你、为我而鸣。我们中的每一个人死了，都是人类总体利益的损失。

作为一个文化人，我希望两岸的政治家们都要有这个思维，这个高度，这种大悲悯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