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二百眼泉子里汲水

我的小孙女出生了，她是多么地弱小呀！世界是一片丛林，她将要从丛林中穿行，开始自己漫长而又漫长的一生。她将要经历许多事，有些事会是难事，有些事甚至会是些难以跨越的塄坎。我是老江湖了，我经历过许多事，我遍体鳞伤，我老而不死是为贼。在我活着的时候，我会佑护她，但是，我不能陪她到老呀！

这样我决定写一本书，一本类似遗嘱那样的书，当孩子在丛林中形单影只，茫然四顾时，当孩子生平中遇到难事，遇到翻不过去的塄坎时，她打开这本书，在里面寻找智慧，寻找自保和自救术。这本书会是一项工程，它大而无当，它试图告诉孩子说，在她出生之前，这个世界都发生过哪些重要的事情，出现过哪些值得记忆值得尊重值得香火奉之的人物，世界文明尤其是中华文明都产生过哪些古老智慧，等等。

这本遗嘱小而言之，自然是为孩子写的，是为一个有着古老姓氏的家族的子嗣们写的，然而大而言之，是不是可以这样说，它同时是为这个东方民族写的，是为这个正在行进中的国家写的。我们希望她好，因为这里是我们的家园，因为这里是我们的祖邦，地底下埋葬着我们的祖先，乡间道路上行走着我们的后人。

以上是开场白，或叫乡间社戏里所说的那种开场锣鼓。下面进入这个前言的正文，而正文从世界的远处说起，从一个叫霍金的人说起。

英国天文物理学家霍金大约是这个世界上，活着的人中，最有智慧的人了。他坐在轮椅上，佝偻着身子，两手扶着轮椅，一颗外星人一样的头颅倾斜着，两眼空洞无物，茫然地望着天空，好像那目光要洞穿什么，又仿佛什么都没有看见。“人生有多少机缘，站在这里，向星空仰望！”这好像是中国诗人郭小川的诗句，这诗句好像是为了现在还没有故去，还在仰望星空的那位霍金写的一样。

霍金前一阵子，说了一句惊人语。这话叫“哲学已死”。这话在坊间引起一阵大热闹。霍金这话，是在什么情景下说的，说给谁的，我不甚了了。不过他的这个句式结构，斩钉截铁的语气，和百多年前的那个狂人，写过《查拉斯图拉如是说》一书的尼采很相似。

尼采在一百多年前说，上帝死了，你知道吗。说这话的口吻，仿佛他是一个先知。

“好作大言”一句，是人们说给中国的古代圣贤庄子的，不过用这话来说尼采，说给霍金，同样合适。

其实这个句式结构，两千五百多年前的一个中国人也说过，这就是老子李耳。老子说：“周礼已死，丘先生难道不知道吗？五百年前的那些立言者，尸骸早已腐朽，他们那一堆老骨头，埋在了哪里，现在都无从寻找了。假如周公旦能活到今天，面对这个和五百年前完全不同的时代，相信他也一定会有一些新的思考的。”

这段话就是老子与孔子，两个儒家代表人物与道家代表人物，伟大相遇时，对话的开头部分。我们知道，这次对话所产生的最重要的成果是，孔子根据老子的建议，将东周王朝藏书楼的那些典藏（老子时任皇家藏书馆馆长），搬上他的牛车，拉回曲阜老家，而在晚年，则用这些典藏，编出《诗经》《易经》《礼经》《乐经》《书经》《春秋经》等等六经，从而为我们的上古初民时代，保存了一部分弥足珍贵的民族记忆，古老智慧。简言之，是对上一个两千五百年的一个总结，亦是对下一个两千五百年的一个开启。

这话这里不说。现在，再回到这本书的这个“前言”上来。

这里仍然用尼采的一段话来说事。好作大言的尼采，说过一句令人神往的话，他说，我要用十句话说出，别人用一本书所表达出的内容，和一本书所没有表达出的内容。

在我写作《我的菩提树下》一书的长达两年的时间中，面对长达五千年的世界各文明板块的发生史和流变史，面对长达五千年的中华文明板块的发生史和流变史，我把它们强按在我的案头，规则地、和谐地装入一本书中时，我的脑子里时时回旋着的，正是尼采这一段话。它给我以激励，勉励我用尽自己的全身力气，完成一件显然不能够胜任的工作。

我要规则，我要简约，我的笔触要犀利如投枪，从历史的关节紧要处、起承转换处穿肠而过。我绝不允许拖沓、疲软，在某一个迷人的港湾逗留太久。一切都以点到为止为宜。因为我要用十句话来说出一本书的内容，用一本书说出我案头现在放置着的、用作参考书的二百本书的内容。记得大约在近二十年前，金庸先生来西安，先是华山论剑，再是碑林谈艺。在西安碑林博物馆，座谈中，面对碑刻四布的这个庙堂，他对我说，他有一个大想法，或者叫大野心，即把中国的二十四史，用小说这种艺术形式，重写一遍，那将是一项浩大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