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马背民族的一种遥祭（第2/3页）

我的世纪史正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展开的，人物和二十世纪陕北高原上的几乎所有重大历史事件，正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表现的。如果没有这个背景，所谓的史诗只是徒具形式而已。另一个背景是革命。这里，仍然可以使我们延续“你知不知道有一种感觉叫荒凉”这个话题。革命是促使历史进程前行的一种方法。当进程已经不满足于温良恭俭让式的改良的时候，它求助于历史的手术刀。于是，风暴开始了，时代激情呼唤和驱使一部分人去义无反顾地献身、英勇卓绝地斗争，去为自己的利益和隶属于自己的阶级的利益而战。“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列宁的这句话放在这里是合适的。发生在中国二十世纪的产业工人、农民以及同盟者所进行的革命，习惯上称之为无产阶级革命，或共产主义运动。它正属于上面所说的。这是人类的优秀的思想家们和行动家们，为了寻找合理的生存秩序和完善的社会制度，一次勇敢意义的尝试和实践。这种实践过程目前仍在继续。

值得骄傲的是，陕北这块地方，曾经有13年的时间，成为这个历史大动作的中心舞台。因此，我的世纪史必须将这场辉煌放在它的大背景下，或者更准确地说，如果以革命历史题材来框这件作品的话，它乃是以诚实的笔触，表现了革命在这块土地上发生和发展的过程。责任编辑朱珩青女士认为：作者给予了革命一个全新的审美视角，他告诉人们，革命不是外来的，是从土地本身自然而然地产生的，民国十八年的那场大旱较之造成李自成揭竿而起的那场崇祯年间大旱，严重许多倍，因此一定会有革命产生的，不同的是，二十世纪的这场革命，由于有了共产主义因素的介入，使它有了行动纲领和终极目标。

在北京座谈会上，中国权威的长篇小说研究专家蔡葵先生说，他认为作者试图寻找历史的“框位”这个问题，种种的因素“框”定了，历史只能这样走而不能那样走，这一方人类族群只能这样走而不能那样走，每一个单个的人亦只能这样走而不能那样走。蔡葵先生所说的“框位”，大约就是我在“后记”中所谈的“历史的行动轨迹”。我感谢蔡葵先生的深刻，我在题赠给他的书中，称他为“大师”。

暮鼓晨钟，岁月轮回，人类已经走了它的文明史的相当一段时间了。二十世纪所进行的革命，我的小说所表现的这一幕大剧，是人类进程中的一截链条中的一环。人类还得继续前行，对真理探索是没有穷尽的，但是，这个探索是以目前的一切为基础的。为什么当年我骑着黑走马站在欧罗巴与亚细亚之交，注视满目荒凉的那一刻，永恒的愁苦表情，便像命定的印记一样，凝固在我的前额。为什么呢？因为我看见了人类生存的不易，看到了人类处境的艰难，看到了人类的心路历程，充满了荒凉的感觉。不同肤色，不同信仰的人类族群，都如是。那种强烈的孤独感和痛苦感，并不仅仅存在于迁徙的民族中，它同样存在于定居的民族中，它是人类共有的一种无法排遣的情绪。

《最后一个匈奴》中那些斯巴达克式、堂吉诃德式的当代英雄们，他们所忘我献身的事业或垂之以久远，或风行于片刻，那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人们曾经理想过、追求过，并且在这宗教般的献身中因为自我价值的实现而得到了最大的人生满足。

长篇小说《最后一个匈奴》面世前后，有许多的事情发生。这也许是命运使然，是小说本身的命运，亦是小说作者本身的命运。哎，小说面世已经二十多年了吧！二十多年是个不算太短的时间概念。它的启动是在1979年4月19日。当时，陕西作协恢复名称恢复活动后开的第一次创作会叫“新作者会”。会上，我和一位叫臧若华的北京女知青商量，要合作写一本关于陕北高原的长篇史诗。大约是那年年底，若华女士去了香港定居，这部书就只好由我独立完成了。她留给我的所有资料，是那个剪纸小女孩的口头传说和变成文字的包裹在小说中的那三千多字的短篇《最后一支歌》。我开始了自己梦魇般的写作历程，像一个陀螺一样自转。十多年之后，到了1991年，小说已经完成一大半了。但是小说稿突然丢失了。

这事现在叫我想起来还觉得诧异。1991年7月，中国作协通知我到西安领取庄重文文学奖。那时我在延安报社工作，临行前，一位青年评论家朋友来我家，提出要把稿子带走去看。待我回来，他说稿子丢了，被小偷偷了。我在那一刻五雷轰顶，有一种世界末日的感觉。我主动找了许久，跑遍了这座城市每一个公用厕所，并且和能联系到的小偷、包括小偷组织的头儿商谈，还是没有找到，小说手稿从人间蒸发了。我站在阳台上热泪盈眶，那时的我多么虚弱呀！我明白这是命运，我不应该被打倒，我要从头再来！这样我只好从头写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