泪洒天堂：生命的终结是感叹号（第4/6页）

看到这条消息，我和组里联系要求拍摄这个节目，很快得到批准，我们马上驱车赶往清河劳改农场。

从知道这条消息起，包括在赶往劳改农场的路上，我自己的内心一直在矛盾着，一个在押犯人却为救两个儿童献出生命，这种善与恶戏剧性地交织在姜世杰一身，让人一时理不出头绪来。然而不管怎样矛盾，我却相信一点，姜世杰用生命最后的举动为自己曾经犯下的错误向世人谢了罪。于是一个片名在采访还没有开始的时候就先跳了出来：《回归高尚》。

到了清河劳改农场，气氛果真不太一样，接待我们的干警谈起这件事都很沉重，并且经常是带着感情谈姜世杰这个名字。我猜想：这恐怕是这些干警第一次满含深情地谈起自己看管过的犯人。

我们的拍摄是从采访姜世杰同屋的犯人开始，由于是深更半夜，加上我告诉干警：除去我和摄像你们谁都不要进来，因此干警有些担心，唯恐屋里的犯人会干出一些什么来。然而我从姜世杰这个事件中相信：犯人也是人，大多数人性尚存，犯罪是因为他们身上恶的成分在某一个时刻膨胀强化因此走上犯罪道路，但这不意味着他们的人性中没有善的成分，面对朝夕相处的姜世杰在大年初一不辞而别，悲痛也会出现在他们心中，也许姜世杰的善举激活了他们几人心中善的成分。

果真是这样。

小小的劳改农场宿舍里，几名犯人面对着我们的镜头坦陈着对姜世杰的怀念，在他们的言语中，我强烈地感受到一点。姜世杰的行为给他们造成了极大的震撼，长久认为自己不可救药的心态在姜世杰回归高尚的举动中发生着改变：“也许我们也可以做好事？”这种言语意味着他们几人内心深处一些向善的东西复苏了。看得出来，甚至有人在内心深处对姜世杰的回归高尚有些羡慕。

走出生平第一次进去的监狱宿舍，我并没有一种如释重负的轻松感，反而更加沉重：为什么有的人就那么轻易地放纵自己恶的成分，而把善藏到一个连自己都无法感知的角落里？如果我们的社会能更有利于人性中善的成分发挥，犯罪的人是不是会少很多呢？

在劳改农场采访的时候，几天里内心一直在一种很大的冲突和矛盾之中：平常人都少有人做的见义勇为发生在一个在押犯身上，一个犯了罪的年轻人用自己的生命救助了看管他的干警的孩子；大年初一的喜庆中，一个儿子在母亲面前为了其他母亲的幸福走向天国……

这一切都和我们平常采访的主题不太一样，以至于我们不知道该怎样最好地去表达。

回到北京，听到不少议论，由于这样的事件在过去几年中没有发生过，因此司法部的人士也没有一个准确的态度。姜世杰死了，身后的评价该怎么样，是烈士？似乎根本没有这个可能；是罪犯？善良的人不会同意；姜世杰的亲人该怎样面对？追悼会的措辞该怎样考虑？

这一系列问题都摆在人们面前。

我们用最快的速度编成了两集节目，原本打算在《东方之子》播出，但由于姜世杰身份的敏感，最后放在了《焦点时刻》中播出。虽有这样的变动，然而节目能够播出，我已是很感动。

节目播出之后，很多人对我在节目结尾处给姜世杰母亲鞠躬的那个镜头很不满意，认为一来记者应该客观，二来给一个救人而死但毕竟是罪犯的母亲鞠躬，会不会有副作用？

说实话，当时，我没想那么多，我只知道，我面对的是一个失去了儿子的母亲，他的儿子不管过去曾经怎样，毕竟用自己的一条生命换回了两个儿童的生命，在生命面前，有些珍贵的东西是该被我们尊重的。

至于说到客观，我想在当时面对姜世杰的那么多不客观的议论，也许我们该重新考虑一下什么才是“客观”。

姜世杰的名字果真在人群中消失得很快，除了事发当时的新闻效应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之后不久，这事就没人议论了。毕竟罪犯成了英雄，让人们多少有些不适应，与其矛盾地寻找评价，不如偷偷地遗忘。但如果他不是一个罪犯，是不是今天还会在人们的赞扬声中活着？

1999年1月，一个叫张穆然的十七岁女孩在人们的关注中离开，面对她生前的坚强，大人们再也坚强不起来

从1998年开始，中国人开始向小女孩学习坚强，远在美国的桑兰，用灾难面前的笑容征服了不同肤色的成年人，然后让我们每个人内心深处都悄悄地问自己：如果这样的灾难降临到我的面前，我会如桑兰般绽放笑容吗？反正我的回答很让自己羞愧：恐怕做不到。

于是桑兰成了我们心中的英雄。

哪想到，半年后，又一个十七岁的小姑娘用坚强和笑容走进中国人的视线，她的名字叫张穆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