舆论监督：星星之火开始燎原（第3/5页）

也因此，在制作批评性节目时，选题便力争具有普遍性和典型性，希望对这个问题的报道能带动与此相似事情的处理。归根到底，媒介行使的只是舆论监督的权力，而不是事无巨细地解决具体问题，因为媒体既没有这个能力也没有这样做的权力。它不过是每天在社会的夜空为安全而经常敲起的警钟。

三、问：很多百姓把你们当成“青天”，有什么冤屈就找你们，不知你们是怎么面对他们的？

答：最初是“铁肩担道义”的喜悦，人家这么信任咱们，咱们得帮助人家解决问题啊！于是这个想帮，那个也想帮，一段时间过后，忙了个精疲力竭，问题也没解决几个，喜悦感开始丧失。

第二阶段是痛苦的自卑阶段，终于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倾尽全力也解决不了几个问题，这个时候面对来信面对上访群众盼望的目光，我很想告诉他们：我也无能为力。但又怎能说得出口，于是“所有痛苦都自己扛”，向你倾诉的群众以为事情这下可解决了，可把重担接过来的我们都清醒地知道，能被具体解决的事情只是少数。

第三阶段是超越了喜悦与自卑的低头前行。这个时候终于开始明白，新闻记者并不是救火队员，今天东边明天西边，恰恰相反，新闻人正是要通过对一个又一个典型事例的报道去推动社会良性运转机制的建立，只有一个社会拥有了良好的运行机制，一个又一个具体的问题才会解决有门，那一张又一张愁苦的脸才会尽展笑容。

也因此，舆论监督的真正目的，是在初起时把建立社会良性运转机制当做自己真正的目标，而当机制建立之后，要监督的则是这个机制的运转。

而在今天，当想到机制正在建设之中，而一些具体问题我们又大多无法帮助解决的时候，面对信任新闻人的百姓，我就有种负疚感。但负疚和愤怒一样不能解决问题，于是只有咬紧牙关盯着很美丽的将来争取快点向前走。

四、问：看一些报道，我得知，在中央电视台门口有两条长龙，一是来告状的，二是不好的事被拍摄之后来求情争取别播出的，你怎么看待后面这支队伍，他们会消失吗？

答：我认为这后一支队伍的出现很正常，连犯了罪的都可以请律师来为自己争取权益，那当官的把事演砸了，事情曝光以后挣扎一下也是人之常情，我相信这种事情过去有现在有将来也还会有。

但要申明一点，这后一支队伍可是隐形的，在电视台的门口，你绝对看不到这支衣冠楚楚的队伍，他们大多在星级宾馆住着，拨打着各种有权力人士的电话，当然也有直接撞进电视台的，不过这样的求情效果大多不好。

说求情的一个都没奏效那是不可能的，但奏效的不多也是事实，因此当人们问我：这么一支求情队伍什么时候能消失？我的回答一般是：只有当求情大多落了空的时候，这支队伍才会慢慢萎缩，然而完全消失那是不可能的。

另外一个问题需要声明，进京来求情的大多是公款消费，各地的监察单位也应该把这一点放到监察内容之中。求情大多是为保官，这该算作是一个什么性质的腐败，我想将来不久，哪个地方处理它这么三四起，进京的队伍也能消停点儿！

在我们的机房里，拍到一张这样懊丧的照片，看得出是片子没通过，但短暂的灰心之后，很快就明白一个道理：太阳在明天会照常升起，而今天并不是世界末日。

电视台这边严格把关，让求情的不好使；某些领导自重一些，不把求情电话打到电视台；当地监察部门处理一些公款保官的行为；电视台在适当时机也曝光几起进京求情的事儿……相信齐抓共管齐头并进，电视台门口求情的队伍会短一点儿少一点儿。

五、问：你们的很多节目一播出，当地的领导便拍案而起，一番批示和督促，问题便得到解决，你怎么看待这种领导出面问题才得以解决的方式？

答：首先是感谢，其次是希望将来问题的解决不必再麻烦领导出面。

1998年3月份，由于要制作《焦点访谈》开播四周年特别节目《再聚焦》，因此追踪了好多以前播出节目的结果，还真像您说的，很多节目播出以后，省委书记、省长立即作出批示，很快的时间里，问题解决了。为了让这样的事情不再发生，有的省区还决定：把《焦点访谈》这一期节目在该省电视台连续播出几天。另外，还有的省领导在看过《焦点访谈》对该省某一事件的曝光之后，第二天就赶往事发现场，问题也自然得到解决。

当然要首先感谢这些领导，一来解决了具体问题，二来他们的批示和赶往现场本身就是对舆论监督的尊重和支持，第三要感谢他们眼里装不下沙子般看见问题就要解决的工作态度。可是如果慢慢地各种媒介都把解决问题的希望寄托在各级领导的重视上那就大错特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