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电视：略显偶然的相遇（第3/5页）

最初的日子里，从来没有想过《东方时空》会有日后的红火，大家颇有点儿只顾低头赶路的意思。节目开播不久，我们推销起自己的节目来都有点儿底气不足，因为太多的人都不知道也没有看过这个节目。我们到海南省采访，很多人的联系都颇费周折，不像后来《东方之子》这个栏目广为人知，相对联系起来容易些。而在当时，每当有人接受了我们的采访，我们心里都有一份喜悦。其实不光我们做节目的遇到很多困难，在经营方面也同样如此。现在《东方时空》的广告费很高，一般很早订完。可在最初，广告费很便宜却依然没有人愿意掏这个钱，谁也不想让钞票在早间节目中打水漂。回头再看那最初走过的艰难之路，更懂了“万事开头难”这句话的含义。

那时的我自然也没有太长的设计。1993年5月底，我接到制片人时间的电话，问我想不想调进中央电视台，我没太考虑就拒绝了。“做电视”是副业这种概念在我当时的头脑中还是根深蒂固的，再加上当时在广播报，我正筹办着一张新报纸《流行音乐世界》，报社内部也把这件事当成了重点，甚至创刊号各个版的内容和样式都设计出来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也专门为此开了会，台长也讲了话表示支持，在会上“高举起流行音乐这面大旗”很给人一种振奋。能把自己的爱好变成自己未来的工作，对我来说自然是件快乐的事，欣喜之中，觉得自己电视到底能做多久，心中没底，于是就拒绝了时间的好意。

但走进电视看来还是我的宿命，过后没多久，已经呼之欲出的《流行音乐世界》在当时一种对流行音乐依然不屑的氛围中，被某位领导判了死刑。寄托了我的热情和理想的梦碎了，我立即有了万念俱灰的感觉，好吧，走。这个念头一出来，最后走进电视也就成了自然而然的事。

也曾有人问过我，假如那张报纸办下来，你和电视说再见不会后悔吗？我想不会的，一来人生没有假如，二来每条路都会有不同的风景。走上办报之路自然会依照另一种规则欣赏着路边的景致，也会有挣扎，也会有快乐，也许今天的自己会在那样的一条路上寻找到另一种成就感。

可最终，我还是成了彻头彻尾的电视人。

但真正让我在心中归属电视，还是依赖于一次同行们对我的认同，而之所以拥有这种认同，是因为一趟西北之行。《东方时空》播出一百期时要制作特别节目，我承担的任务是去青海与西藏的结合处，采访一位电影放映员赵克清。

接到这个任务时，我正在宁夏银川采访另外的几位“东方之子”。也许是好事多磨，采访放映员的任务从一开始就不顺。就在我接到任务的第二天，在银川机场一架客机失事，死伤者众，媒体报道后举国震惊。远在内蒙的母亲自然知道了这件事，但由于不知我在银川的具体行程，内心的担忧可想而知。而我因为在银川的拍摄工作很紧，加上当时也没有手机，忽略了给母亲报平安，结果母亲不知怎么千方百计寻找到我们节目组的电话，向北京我的同事询问，那份焦虑自然深重。因此当后来我的同事把这件事告诉我之后，心中马上有了愧意，“儿行千里母担忧”啊！

结束了银川的拍摄，开始继续西行，踏上了去青藏高原寻找赵克清的路程。先到兰州，但从兰州去西宁的火车票特别难买，好不容易上了火车却没有座位，多方交涉，我们一行三人被安排到火车的行李车厢中，一路上我们是躺在各种邮包袋子上行进到西宁的，那种滋味至今难忘，而车窗外新鲜的风景到今日却变得有点儿模糊不清了。

到了西宁，与先期到达的策划人崔永元接上了头，了解到有关赵克清的情况。原来，赵克清是从河南来青海工作多年的老放映员。青藏高原上人迹稀少，一个游牧点和另一个游牧点可能相距上百里，赵克清就赶着马队，上面装着帐篷和放映电影的设备，到达一个游牧点后，给当地的牧民放上一夜电影，第二天收拾行装，再奔下一个放映点走，其间的艰辛与磨难我们难以想象。一个特殊条件下一个特殊的故事，大家都能在这样的故事中体会到另一种生活另一种人生，感动是自然的，也因此我们的特别节目采纳了小崔的建议，于是有了这趟青海之行。

接过头后，知道了去高原上寻找赵克清的办法，又在西宁租了一辆桑塔那，就准备出发了。当时小崔的身体不是太好，在西宁海拔两千多米的地方高原反应已经比较严重，考虑再三，小崔不宜向更高的海拔挺进，第二天早晨我们就和他分手了。

出发时又一件不顺的事发生了。送行的时候，我走进车里，手却搭在了车门外，被旁边的人一关车门，手被夹了个正着，十指连心，钻心的疼痛在以后几天的采访中就没断过，也没睡过一个好觉，这份疼痛等于是此行中的又一个下马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