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我只想做一个合格的读者

一

很多年前的一个春天，一群朋友买了很多食物，到郊外野炊。当时大家都是春花烂漫的年纪，加上这个谈情说爱的好时光，到达目的地后，大家都顾着双双对对地窃窃私语了。我当时正好单身，加上小时候常帮家里做饭，便产生了试一试的冲动。于是，我很快就架好锅灶，花了两个小时，把菜全部煮熟了。大家一尝，味道还不错。于是后来很长一段时间，只要出去野炊或者到哪位朋友家里聚会，我都会被“任命”为后勤部长兼主厨。也不知道是被表扬的次数多了，还是发现自己在这个方面的确有些天赋，最后，就发展到做菜上瘾，常常在周末请朋友到家里聚餐。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所在城市的青年诗友，没吃过我做的菜的还真不多。

写了这些，是想告诉人们：我就是这样从“诗人”逐渐过渡为“批评家”的。我1990年开始比较正式地写诗，2000年开始写诗歌评论，在一些刊物编辑和朋友的鼓励下，就一直做到了今天。如同前面说的做菜，当时我只是觉得自己可能有做批评家的潜质，并没有“指点江山”的念头，更不会去想被评论者会有什么反应。直到今天，我写评论文章，基本上不会事先通知评论对象，对他们的反应也不甚关心。其实我从来没有很认真地把自己当作一个批评家，我只想做一个合格的读者。以读者的视角去体察评论对象的得失，可能比端着一个架子一本正经地“批评”别人，更容易进入作品内部。李敬泽老师说我“可能是中国最好的诗歌读者”，我把这句话当作最高的褒扬。

二

我写文章之前想得很少，只想做好一个“读者”的本分。“忠于内心，不谄媚，不极端，不哗众取宠；重细节，干细活，做实在事。”这是我对自己的要求。我相信，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还会发现一些年轻时领悟不到的道理。我曾编过一本《我最喜欢的诗歌》，收录了一些诗人朋友推荐的百余首中外现代诗。在编辑这本书的过程中，我再一次清晰地认识到：年轻时只知道对华美语言的倾慕和对警句的捕捉，年长了才明白，每一首优秀诗篇的背后都站着一个人，每一个句子都是诗人的心智、生活和整个生命的折射。一篇优秀的诗歌评论，除了分析“怎么写”、“写什么”，还必须尽可能地以己之心，感知诗人之意。把握住字里行间散落的情感指向，才能说是真正读懂了一首诗、一个诗人。

现在有的文学批评，学理性很强，很专业，但读起来，总觉得少了一些什么。那就是温润的、以己度人的情怀。批评家自以为受过专业训练，掌握了一些先进的文艺理论和学术论文写作规范，就能包治文学百病。更可怕的是，某些操作批评文体的学者，内心里其实是极其抗拒自己的工作的，他们从事这项研究不是因为发自内心的热爱，而仅仅是为了保住每个月的薪水。他们不关心自己置身的领域发生的任何事情，甚至不知道自己的评论对象是男是女。十年前，一个“著名诗歌评论家”到我所在的城市开会，以一种不知道是豪爽还是居高临下的语气对我说：“刘春，把你的诗拿来，我帮你推荐给《诗刊》的耿林莽。”我笑而不答。一个连林莽和耿林莽的区别都没弄清楚的诗歌评论家，你能跟他说什么呢？

一个优秀的批评家，不仅应该对文坛动态有广泛的了解，同时还应该是作者的诤友。面对一篇作品，他不仅知道你写的是什么，知道你怎么写、为什么这样写，更重要的是，他能够感知你写这篇作品时的心境和周围的细微响动。他们是主动投入文学批评的行列的，而不是因为各种外界因素的压力而被动承受。这就是“热爱”与“谋饭碗”的区别。——我想做这样的批评家。

三

与前两部《诗歌史》不同，本书的涉及面较广，既有20世纪80年代一举成名的诗坛高人，也有20世纪90年代引人注目的骁将，还有新世纪异军突起的“70后”新秀。全书的主体是未进入“第三代诗人”序列的20世纪60年代出生的诗人，其中个别诗人虽然还未获得广泛的名声，但他们用作品证明了自己的优异。书中的文章，有的在十年前就开始动笔，有的则是近一两年来的新作，长的一两万字，短的三五千字。部分文章的初稿曾经在我的另一部著作《朦胧诗以后》发表过，但此次成书前都增加了很多内容。如果有读者读了长文觉得过于拖沓，或者读了短文觉得不够尽兴，那就把目光转向书中引用的诗歌吧，那些诗歌，将独立于本书，坚韧地活在时间之中。

这一部《诗歌史》选取了两个与我同龄的学者发表在报刊上的文章作为序言。其中荣光启是我的挚友，对我在动笔写“诗歌史”之前的生活了如指掌，他这篇轻松活泼的短文虽然几乎不涉及“诗歌史”创作，但我感受得到其中的深意——写作不是目的，保持一种良好的生活状态和精神追求才是生活真谛，更何况，任何文学史都是“人”的生活史呢！与荣光启一样，霍俊明也从很早以前就关注我的创作，写过多篇关于我的评论，数年前，我们在北京一见如故而成为彼此信任的朋友。将他们的文章作为序言，理所当然地含有纪念友情的成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