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想起一生中后悔的事，梅花便落了下来（第10/14页）

黑暗里顺手拿起一件乐器。黑暗里稳坐

马的声音自尽头而来

雨中的马。

这乐器陈旧，点点闪亮

像马鼻子上的红色雀斑，闪亮

像树的尽头

木芙蓉初放，惊起了几只灰知更雀

雨中的马也注定要奔出我的记忆

像乐器在手

像木芙蓉开放在温馨的夜晚

走廊尽头

我稳坐有如雨下了一天

我稳坐有如花开了一夜

雨中的马。雨中的马也注定要奔出我的记忆

我拿过乐器

顺手奏出了想唱的歌

多年以来，我向大量朋友推荐过这首诗歌。它的语言飘忽而华丽，又带有几分神秘感，但我一直无法解释它的具体含义，于是自顾自地认为它无需解释，只要自己喜欢就行。而在具有追求“中心思想”习惯的中国，这一姿态很有些不合时宜，因此面对朋友们诸如“《雨中的马》到底写的是什么”之类的追问，我常常心生愧意。于是拿顾城的《解释》来搪塞：“有人要诗人解释/他那不幸的诗//诗人回答：你可以到广交会去/那里所有的产品/都配有解说员。”与此相比，张枣的作品何尝不是如此？

后来我在书店里看到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史蒂文斯诗文集《最高虚构笔记》，我有一种恍然大悟的感觉——这本书正好是张枣和陈东东合编的，而且张枣还是译者之一（另一译者是陈东飑）。

值得说明的是，无论是陈东东的《雨中的马》还是张枣的《镜中》，都是他们在80年代前期的作品，他们进入文学史的“门票”，也主要是这两首诗，尽管后来两位诗人仍然发表了一些佳作，但论影响之深和流传之广，已不可同日而语。当然，这更多的是因为90年代已经不是诗歌的年代，读者的视线已转向其它文体，而不是诗歌的质量问题。

七

前面提及的北岛《悲情往事》一文，还有这么一句话：“张枣无疑是中国当代诗歌的奇才。他对语言本身有一种近乎病态的敏感，写了不少极端的试验性之作，有的成功有的失败，无论如何，他对汉语现代诗歌有着特殊的贡献。”我对这句话印象深刻出于两个原因，一方面，北岛高度肯定了张枣的优异才华以及对语言的贡献，另一方面，他能够做到不为朋友讳，不为逝者讳，诚恳地道出张枣作品中的不足之处。这种真诚和客观的评论态度在当今文坛十分罕见，它需要的不仅仅是勇气，还有对被评论者作品的熟悉以及评论能力。

不知道是因为异国生活使创作受到了影响，还是诗歌观念发生了改变，或者说是因为时代已经改变，出国以后，张枣再也没有写出一首像《镜中》那样被读者反复玩味的诗歌。当然，偶尔也会有佳篇。比如1992年创作的《祖国丛书》：

那溢满又跪下的，那不是酒

那还不是樱桃核，吐出后比死人更多挂一点肉

井底的小男孩，人们还在打捞

直到夜半，直到窒息，才从云嘴落地的

那只空酒瓶，还不是破碎

人类还容忍我穿过大厅

穿过打字机色情的沉默

那被拼写的还不是

安装在水面又被手打肿的

月亮的脸；船长呵你的坏女人

还没有打开水之窗。而我开始舔了

我舔着空气中明净的衣裳

我舔着被书页两脚夹紧的锦缎的

小飘带；直到舔交换成被舔

我宁愿终身被舔而不愿去生活

仍然美，但多了一分沉郁，字里行间有一种被撕裂的痛感，“我宁愿终身被舔而不愿去生活”，那种夹杂着懒散、犹疑和反讽的态度教人警醒。语言上，当年的诗歌才子“羽翼”也逐渐丰满。在《跟茨维塔伊娃的对话》（1994）、《云》（1996）等作品里，早期的那种对美以及对小事物的关注有所偏离，表达方式也更为自然、老到。当年白衣飘飘的少年才子已经成长为一个成熟稳重的“知识分子”，对历史、政治的远离和对“诗艺”的斟酌和追求也到了近乎挑剔的程度。这些作品，正如北岛所说，“有的成功有的失败”。当我读到“当您正在灯下浏览相册／一股异香袭进了我心底”，（《卡夫卡致菲丽丝》）以及“无尽的盈缺，无尽的恶心，／上天何时赐我死的荣幸？／咫尺之遥却离得那么远，／我的心永远喊不出‘如今’”，（《吴刚的怨诉》）这些毫无才气的句子时，我开始对张枣产生不满。莫非，这就是北岛所说的“失败”之作？

我认为张枣最大的失败之作，就是他90年代以后的代表作《边缘》：

像只西红柿躲在秤的边上，他总是

躺着。有什么闪过，警告或者燕子，但他

一动不动，守在小东西的旁边。秒针移到

十点整，闹钟便邈然离去了；一支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