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黑暗中来,到白云中去

历史跟他相比,只是一段插曲;

战争若知道他,定会停止干戈;

痛苦,也要在他身上寻找深度。

上天赋予他不起眼的躯壳,

装着山川、风物、丧乱和爱,

让他一个人活出一个时代。

——《杜甫》节选

黄灿然

1963年9月生于福建泉州。1988年毕业于暨南大学中文系。著有诗集《游泳池畔的冥想》、《我的灵魂》、《奇迹集》,评论集《必要的角度》、《在两大传统的阴影下》,随笔集《格拉斯的烟斗》等。另译有诗集、评论集和小说多部。现居香港。

黄灿然早在80年代中期就已“出道”,是“朦胧诗”以后有影响的诗人,1990年我比较正式地阅读现代诗以来,常能从各种刊物上看到他的名字。1993年出版的《后朦胧诗全集》就收录了黄灿然的17首诗,只是当时我的目光更多地停留在于坚、韩东、西川等“风云人物”身上,对他的作品不是太留意而已。

真正对黄灿然产生深刻印象已经是1996年冬天了。希姆博尔斯卡(当时译为申博尔斯卡)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还在试刊阶段的《南方都市报》发表了黄灿然翻译的《在一颗小星下》,这是我读到的希姆博尔斯卡的第一首诗,也是这个异域诗人至今给我印象最深的一首诗。我一共见到过三种《在一颗小星下》译本,另两个译者是林洪亮和张振辉。三个译本,黄译最佳,语感节奏都拿捏得挺准,林译次之,节奏不错,最差的是张译,不厌其烦地将原作的长句生拉硬拽地断为两三个短句,并且随意分行,呆板直白,诗意全无。对于诗歌翻译而言,除了要保持原作的韵味,还需注重汉语的语感。一个不懂得诗歌的人去翻译诗歌,其结果只能使诗歌变成产品说明书。

随后,我开始比较正式地阅读黄灿然的作品,今天,我完全有理由以“丰富斑斓”来概括我的阅读感受。中国有很多既能写诗又能翻译诗歌的人,也有很多在写诗的同时又写文学批评的人,但大多数是勉强凑合,比如写得不错但译得差劲,或者恰好相反,翻译水平颇高但创作质量低劣,创作、批评和翻译齐头并进者却不多见,黄灿然是其中一个,也许是最拔尖者之一。

现在看来,“黄灿然”这三个字的来历颇有些后现代——1963年9月,黄灿然在福建省泉州市罗溪公社钟山大队晏田生产队出生,家里请邻村一位有学识的人帮忙,这位乡邻提供的很多个名字,母亲看中了“黄灿然”,于是,这个名字与这个男孩伴随至今。

晏田村是一个高山里的村子,全村只有十六户人家,人口稀少。生活在这里,就像生活在半空中一样。多年以后,黄灿然这样描述自己的村子与外界的关系:“外面的世界意味着下面的世界。”黄灿然自小就喜欢书本,“读小学时,课本一发下来我就赶紧啃读。家中阁楼的旧书也给我翻遍,如冰心、老舍的文字就在阁楼旧书堆中读到。”(余非:《黄灿然访问记》)

早在上个世纪50年代,黄灿然的祖母就移居香港。70年代初,黄灿然还在读小学时,家人便从农村到香港打工。从黄灿然八九岁的时候起,父亲及祖母一直申请让他到香港,以便多一个人工作,多赚些生活费。而黄灿然对香港这座陌生的城市不感兴趣,加上当局一直没有批准,因此,直到十五岁黄灿然读高中二年级时才与两位姐姐一同移居香港。

到香港后,黄灿然在制衣厂当了五年工人。在此期间,黄灿然过得很不开心,他喜欢读书,所赚的大部分工资都被他用于买书和看电影,与那些不读书的工友们无法找到共同的话题。因此,尽管他工作做得很好,却没有什么朋友。更重要的是,他希望自己有一个美好的未来,而不是在乏味的工厂里待一辈子。孤独之中,黄灿然曾多次想到自杀。

在香港干了两年多后,1982年,黄灿然回泉州老家探亲,舅舅向他提供了一个后来改变了他人生道路的信息——广州暨南大学很优待港澳生,又不用考政治。

黄灿然决定考大学。要考上大学,必须先学好英文。从泉州回到香港后,黄灿然利用工余时间进夜校学英文。虽然一切都得从ABC开始,但为了改变自己的命运,黄灿然很用功,且进步神速。为了增大把握,在高考前,黄灿然又到广州华侨学生补习学校补习了三个月。

功夫不负有心人,1984年秋天,21岁的黄灿然如愿以偿地考上了暨南大学新闻系。

进入大学后,黄灿然开始写诗,认识的第一个诗人是比他高几届的师兄、上海诗人沈宏非,并加入了沈宏非创办的红土诗社。当时沈宏非刚刚毕业,留在学校里等待分配。现在,我们只知道沈宏非是著名的随笔专栏作家,事实上,在80年代初,他是一个颇有影响的诗人,当年《收获》杂志刊登过一篇评论文章,历数了“朦胧诗派”的领军人物,沈宏非的名字排在舒婷前面。遗憾的是,大学毕业后,沈宏非淡出了诗界,做新闻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