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二：刘春的书写风景与历史工作（第3/4页）

“走过的人说树枝低了/走过的人说树枝在长”这两句初读有些费解，仿佛作者在梦呓，但细细琢磨之后，就会发现其中的深意。两句话里“走过的人”，不是指同一个人，而是指不同的人；甚至不是指两个，而是指川流不息的人群。对于同一种事物“树枝”，有的人只看到它的方位——“低了”，而另一些人却看到了它内在的生命力——“在长”。对艺术品的欣赏也如此，不同的角度和心情，得到的结果就大相径庭。我们也可以说，最后两句与前面两句相互呼应，树枝的“低”是对前面所描述的“永逝”的一种哀悼，树枝的“长”则是对“愿望”的期待。

?这种进入作品的方式，新颖、独到而具有极强的说服力，在这里，刘春没有局限于字面上和内涵上的发掘，还生发到人们对于艺术作品的理解方式之中。读者从中获得的已经不仅仅是某一首具体的诗歌的理解，更是进入艺术作品内部的方法。“授之鱼，不如授之以渔”这句古话，在一个当代青年诗人笔下得到了完美的回应。

按一般人的思维，一首诗解读到这个地步，足以完美收官了，但刘春却没有止步，他还要往更深处掘进。紧接着，他从诗意本身延伸到对诗人命运的讨论上，并最终得出结论：

从表面看，整首诗安详、平静，仿佛一个看透世事的老人在喃喃低语，然而实际上却充斥着“永逝”、“悲伤”、“人时已尽”、“休息”等谶语，这些词句无声地揭示出了诗人内心的厌倦以及因厌倦而招致的结果。从诗歌传达出的信息看来，顾城走到自杀这条路，早已预定。

我想，这样的文字，我们已经不能用单纯的“文学评论”来概括，它是一种综合性极强、韵味极其丰富的文体，它具有文学评论的精确与简练，也有生活随笔的细腻与温润，同时也自然带出随笔特有的一种思考。我想，这也许正是刘春的诗学随笔能够突破众多学者和批评家的包围，成为批评百花园中的一枝而为世人关注的原因吧。

接下来，应该说“史”了。

据我所知，中国人或多或少都有些历史癖，人人都可算是业余的历史学家（譬如我就曾在《南方都市报》的一次采访中公开说我自己是业余的历史学家），不然怎么解释刘春对历史的着迷呢？须知他这本书的书名正是《一个人的诗歌史》呀。自然而然，在这本书中，历史或事实是他首先要去面对的一个问题。诗人的生活是丰富多彩的，尤其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成名的诗人，他们经历了诗歌的狂热期到冷寂期，人生经历充满了传奇性。刘春这本书里谈到了许多或极富趣味或令人深思的故事，也澄清了许多多年以来缠绕着文学界的问题。比如顾城和谢烨刚把钱存进银行又反复去领取；比如于坚少年时，亲身经历的父亲同事对友情的背叛，青年时因为几句抒情诗而被学校领导批评为“有阴暗心理”；还有“朦胧诗人”早期受到的种种磨难，八十年代诗歌江湖状况的描述，对《尚义街六号》写作时间的考证……真正的历史不正是在这些可读可感的细节中建立起来的吗？由此也可以反证，刘春这本书，写的不仅仅是六位诗人的成长史和创作史，而是整个八十年代以来的整体诗歌现场。

同时，刘春当然也深知，在超乎此点之上，“对于一个有创造力的作家而言，情感的真诚比掌握‘事实’更重要。”（乔治·奥威尔：《我为什么写作》，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96页）由于刘春本身就是一个诗人，他了解同行的行为与作品，即使有时候这些同行的行事风格略显怪诞，在他的笔下，也看不到社会上习见的调侃与讥讽，有的是无尽的尊敬与爱护。为此，他才会在历史与事实之中倾注他对这六位诗人的可贵情感，写出了这部充满情感的诗歌史。

最后说几句并非题外话：昨夜在构思为刘春写序的停顿时刻，我随手抄起了床头边的一本书，希罗多德的《历史》，在开卷第一段中我读到了如下文字：

在这里发表出来的，乃是哈利卡尔那索斯人希罗多德的研究成果，他所以要把这些研究成果发表出来，是为了保存人类的功业，使之不致由于年深日久而被人们遗忘，为了使希腊人和异邦人的那些值得赞叹的丰功伟绩不致失去它们的光彩，特别是为了把他们发生纷争的原因给记载下来。（希罗多德：《历史》，王以铸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1页）

套用这段文字，我改写如下，以表我对刘春、对书中的六位诗人以及更多的诗人敬礼：

在这里发表出来的，乃是广西桂林人刘春的当代汉诗之研究成果，他所以要把这些研究成果发表出来，是为了保存当代汉诗的功业，使之不致于年深日久而被人们遗忘，为了使中国当代诗人的那些值得赞叹的丰功伟绩不致失去它们的光彩，特别是为了把他们日以继夜对现代性的追求之原因给记载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