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二：刘春的书写风景与历史工作（第2/4页）

历史很奇妙，往往需要等待，等到某个恰当的时候以及某个恰当的人出现，那其中一页才会被精彩地书写出来。从这一角度说，“朦胧诗”之后的这六位诗坛精英是幸运的，一位比他们小十余二十岁的诗人刘春即时出现了，并愉快而勤勉地胜任了为他们画像的任务。

那么，刘春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顺势而来，我要为普通读者作一个介绍（诗人们对他应是很熟悉了），并以此进一步说明为什么独独是刘春而不是别人写出了这样一本书。

说起来，我与刘春神交接近十年，但迄今为止从未见过面。最初的交往是他寄给我的一封约稿信，信中向我要一件我的手稿，似乎要用于他所编选的一本诗集中。由于我对他有所了解，便很认真地开始翻箱倒柜，从一个布满灰尘的纸箱中寻出一篇写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诗稿《牺牲品》。为何单单选这篇寄他？那是因为我觉得此篇手稿品相最佳：从零乱的改动中，你可清楚地见出一首诗产生的轨迹或刻痕。此后，我又读了他的诗歌，其中一些留下很深的印象——他是一个认真、严格且心怀抱负的诗人，用一种古典主义的口语写作。再后来，我又读到了他大量的随笔，其中有许多是写当代诗人的，而这些随笔在那时已显示出他后来不同凡响的评传随笔形式了。从这些随笔中，我发现了他宽阔的诗歌视野与品位，他绝不坚执于一种诗歌口味，从这本书所选诗人可见，他既能激赏口语诗人如于坚、黄灿然，也能对欧阳江河、西川给予极高的礼赞。

这里，我要稍稍多说两句黄灿然。因为刘春对他有一种隐秘（当然他也是公开表达过的）的热情，这热情其实来自于二人在随笔写作上的一些共同处及不同点：二人都推崇文章是真有话要说，即言之有物、不弄玄虚，而且绝不允许在文章中乱玩所谓的时髦理论（这种理论主要是为了威吓读者）；文章应具体、准确、丰富（信息量大）、诚实（逻辑性强）。但二人又有不同，刘春的文章颜色要暗一些，调子要沉实一些，黄灿然的文章却更为明亮，调子也尖锐一些。

刘春虽出身于广西桂林，但他曾在成都求学四年，那正是诗歌在成都风起云涌之时，继北京之后，成都被公认为又一座中国诗歌的重镇。成都或整个四川的诗歌气氛无疑感染了这位当时还很年轻的学子，再加上他那学工科的背景，这就更有意思了。他对文艺的科学精神以及镇静独立的批评姿态，或许可以从中找到线索。而他后来长期从事的新闻工作，又为他在行文中非常讲究的实在感与精确性找到原因。还有一点很重要，即便他说他最初对新诗的兴味来自席慕容和余光中（之前他喜欢古诗），但他真正意义上的新诗（也可以说现代诗）品位应是“朦胧诗”和“第三代”打下的，这便顺理成章地预示了他从一开始就拥有一个高起点。

?刘春这本书，有几个必须重视的关键词——如果我们将书名拆解开来，用不同的断句方法，就可以找到其中丰富的指向：“一个人”的诗歌史；一个“人”的诗歌史；“一个人”的“诗歌”“史”；一个“人”的“诗歌”“史”……首先，我们可以这样认为，这本书是刘春“一个人”的，无论对所论述的诗人、诗作、事件的选取和阐释，都体现出某种浓重的个人气质。其次，我们还可以认为，这是一部关于“人”的诗歌史。我们以往所读到的大量文学评论中，“人”是极少出现的，大多数情况下，浮现在读者眼前的是一个又一个冷而硬的术语、貌似“客观”但缺乏体温的行文、内行人熟知而又心照不宣的所谓论证逻辑、名人名言的引用及罗列……这样的评论文章，读了一遍之后，我们得不到作品那力透纸背的信息，反而可能增加内心的懵懂。为什么会这样？我想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们的文章里缺少了“人”的存在。没有“人”，也就没有了生动在场的气息。而刘春的这一系列随笔，随处可见“人”的形象，可以感受到书写者与被书写者的体温。作为一个后来者，刘春用自己的真诚去感受诗歌兄长们的生活行迹与作品内涵，再把自己所获得的感受形成甚至可以触摸的文字，因此，他的文章注定会感染所有被他书写过的诗人们，也将打动无数陌生或相识的读者。

前面说了本书的关键词之一：“人”。毫无疑问，接下来的关键词应该是“诗歌”。这是一本谈论诗人与诗歌的专著，所论述的六位诗人的成名作、代表作，书中都有所提及，其中有的是点到即止，有的则逐字逐句进行解读。据我粗略统计，仅细读的就有顾城的《墓床》、《悟》，海子的《黑夜的献诗》、《春天，十个海子》，于坚的《在漫长的旅途中》、《读弗洛斯特》，欧阳江河的《手枪》、《草莓》，西川的《在哈尔盖仰望星空》、《夕光中的蝙蝠》，黄灿然的《亲密的时刻》、《高楼吟》等近20首。未细读但进行重点推荐的也超过20首，基本上涵盖了这些诗人自习诗以来最重要的作品。值得一提的是，在对一些作品的阐释中，刘春丝毫不拘泥于前人的规范，而是从自身的理解出发，提出自己的个人见解。他对顾城的《墓床》所进行的分析，是我至今为止所读到的对这首诗的最令人信服的解读，特别是对“走过的人说树枝低了/走过的人说树枝在长”这两句的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