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理小说十二按

1.小说的原始设定和结局的动机必须可信，必须由合理环境下合理的人做出的合理的事情组成。要记住，“合理性”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种风格。满足了这个要求，那些唬人的结局和大量所谓“闭环”的故事就不可能出现——在这些故事里，那些最不可能成为罪犯的人被迫犯了罪，简直毫无说服力可言。类似克里斯蒂的《加莱车厢谋杀案》[1]那样精巧的舞台式布局也将无处容身：犯罪情节设置全由一系列巧合组成，怎么看也不像真的。

2.谋杀手段和侦破方法从技术层面上来说都必须能够自圆其说。不能出现万能的毒药或是不合理的药物效用，比如剂量不足以致命却害死了人之类。左轮手枪不能安消音器（根本不管用），铃绳上也不可能总盘着一条蛇（《花斑带之谜》[2]）。一读到这些东西，故事立刻就从根儿上毁了。如果侦探是受过训练的警察，就必须有个警察的样子，而且要有合乎工作要求的心智和体魄。倘若他是一名私家侦探或是业余侦探，至少也应该了解必备的刑侦手法，否则只会显得自己像头蠢驴。假使像夏洛克·福尔摩斯系列故事里写的那样总把警察当傻子戏弄，不仅会让侦探取得的成就大打折扣，而且还会让读者怀疑作者在这一领域的知识水平。柯南·道尔和爱伦·坡[3]是这种艺术形式的开山鼻祖，他们和最优秀的现代作家之间的关系就好比乔托[4]之于达·芬奇。但是当代侦探小说已经不能像他们那样写了，他们作品中显示出来的蒙昧无知也不再为当今社会所容忍。而且，警察文学这种艺术形式在他们那个时候仅处于萌芽状态。《一封失窃的信》[5]只能糊弄现在的警察4分钟。柯南·道尔看起来也对苏格兰警场[6]的各个组织一无所知。克里斯蒂在我们这个时代还会干同样的蠢事，但时间的推移并不意味着能把错误洗白。奥斯汀·弗里曼[7]则恰恰与之相反，在他那部有关伪造指纹的小说[8]面世10年之后，警方才意识到，小说里写的可以成为事实。

3.必须对读者诚实。这虽是老生常谈，但人们却始终不解其意。重要的事实不仅决不应该被隐瞒，也同样不应该对其虚假强调，造成曲解。无关紧要的事实则不应该将其蓄意夸大，虚张声势。（这是典型的好莱坞悬疑影片常玩的把戏，利用特效摄像机的作用和剧烈的情绪变化转移观众注意力，造成虚假的恐吓效果。）根据事实做出推论是侦探的拿手好戏，但他也应该放出足够的事实，好让读者的脑筋跟着转起来。有一种说法似乎有些道理，虽然尚无定论：凭借某种特定知识（比如桑戴克医师[9]）作出的推论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在耍赖皮，因为所有好的悬疑小说都会遵守一个基础理论，那就是在故事中的某个阶段要供给读者足以找出问题答案的素材，而且这个阶段不能来得太晚。如果理解事实真相需要某种特定的科学知识，那么除非读者恰好也了解这些知识，否则就无法自行解决问题。或许奥斯汀·弗里曼也有同感，因此才开创了“倒叙推理小说”这种文体，让读者一开始就知道了问题的答案，然后就可以饶有兴味地看着侦探一步步顺藤摸瓜了。

4.人物、布景和氛围都必须真实可信，像是真实世界里的真人真事。推理小说作家能写好人物的不多，但并不代表不需要这种能力——让人一读再读难以忘怀的作品和扫了几眼便抛诸脑后的作品，区别就在这里。至于瓦伦丁·威廉姆斯[10]之流，宣称“问题大于一切”，只不过是为了掩饰自己对人物塑造的无能罢了。

5.即使去掉推理相关的部分，也必须无损故事的价值。也就是说，办案经过本身也应该是值得一读的冒险经历。

6.要达到这种效果，小说必须具有某种悬念，哪怕需要花点儿脑筋。这并不是指威胁，尤其不是指侦探必须受到严重的人身安全威胁。后者简直成了一种潮流，就像所有的潮流一样，因为彼此间的过度模仿而显出一副疲态。读者并不需要总是紧张得坐立难安。故事情节安排过犹不及，震惊太多只会让人麻木。然而矛盾冲突是必要的，无论是肢体上、伦理道德上还是情感上，而且必须在字里行间始终弥漫着某种危险的元素。

7.小说必须色彩斑斓，鼓舞人心，还要适度地扣人心弦。如果风格太过沉闷，就要用大量的技术手段去弥补，然而也不是没有先例，尤其是在英国。

8.在需要的时候，小说必须能简明而又轻松把一件事情解释清楚（这也许是所有条律中最不容易遵守的一条）。最理想的结尾是：电光火石间一切真相大白于天下。而这实属难得，因为好点子太过罕见。解释过程不必求短（在银幕上除外），而且往往根本短不了，但是必须生动有趣，让读者迫不及待要看个究竟，而不能是为了摆平某个过于复杂的情节而新编一个故事，再牵扯进一堆新角色。解释过程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它并不仅仅是冗长的细枝末节的组合，因为这些东西没有任何一个普通读者能记得住。把对答案的寻找寄托在这些东西上面对读者而言是不公平的，因为这实际上又已经超越了他们对答案的控制范围。让读者记下上千个枝节，再从中选出三种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其不公平程度不啻于希望读者对化学、冶金术或是巴塔哥尼亚食蚁兽的交配习性烂熟于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