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然间出现的我

小时候我家在城里开着一个小商店，生意不是很好。那时这个小城人口不多，街道安安静静空空荡荡。我家所在的整条街上除了我家商店、林荫道、围墙及两三个工厂大门之外，再空无一物。我家商店像是一百年也不会有人光顾，但推开寂静的门迈进去，总是会发现店里满满当当一屋子人，全是来喝酒的。

我家店有着高高的柜台，铺着厚厚的木板。喝酒的人一个挨一个靠在上面高谈阔论，一人持一只杯子或拎一瓶酒。房间正中有一张方桌，围着四条长凳，也坐满了人，桌上一堆空酒瓶和花生壳。那是我最早接触的哈萨克人。

小时候的我非常好奇，不能理解到底是什么话题能够从早谈到晚，从今天谈到明天，从这个月谈到下个月……一直谈过整个冬天，而冬天长达半年。这么偏远的小城，这么单调安静的生活。他们谈话时，语调平静，声音低沉，轻轻地说啊说啊，偶有争论，却少有激动。

在更遥久的年代里，大地更为漫远，人烟更为微薄。大约还是这样的交谈，还是这样的耐心，坚韧地递送信息，绵延着生息与文明。

小时候的我一点儿也不懂哈语，虽说每日相处，仍相距万里，像面临踞天险为关的城池。

可如今我会讲一些哈语了，起码能维持最基本的交流，却仍面临着那个城池，难以再进一步。

卡西有自己的朋友，斯马胡力有自己的朋友，扎克拜妈妈当然也有自己的朋友，那就是莎里帕罕妈妈。两个妈妈为表达友谊，还会互赠照片什么的。每次我要给大家照相的时候，她俩就赶紧站到一起。

两人一有空就凑在一起纺线、搓绳子、熬肥皂、缝缝补补。手里的活计不停，嘴也不停。说啊说啊，直到活儿干完了，才告辞分手。但回家转一圈，又没别的事情可做，便持着新的活计转回去，继续坐一起聊。

不知道都聊了些什么，那么入迷！纺锤滴溜溜地飞转，语调不起波澜。只有提到苏乎拉时，她们才停下手里的活儿，惊异地议论一阵，又扭头对我说：“李娟！苏乎拉昨天又哭了！今天就骑马去县城了！”

我问：“哭什么？”

“上一次有人把电话打到阿依努儿家找她，她也哭了，然后也去了县城。”

“那这一次为什么？”

莎里帕罕妈妈强调：“上一次是在拖依上哭的！还喝了酒！”

我觉得没头没脑，又不是特别好奇，便不吭声了。

但两人一起转向我，努力地对我无穷无尽地表达。其中的曲折与细节，在陌生的语句中向我黑暗地封闭着。苏乎拉是孤单的，她身怀强大的欲求，还有传说中的巨款。扎克拜妈妈和莎里帕罕妈妈也是孤单的，只能做遥远的猜测与评说。最孤单的却是我，我什么也不能明白。

又记得刚刚进入扎克拜妈妈家的生活时，在春牧场吉尔阿特，一天傍晚妈妈让我去看看骆驼在不在南面大山那边。

我跑到山上巡视一番，跑回家气喘吁吁地报告：“骆驼没有！只有山羊！”

但当时我还不会“山羊”的哈语，那个词是用汉语说的，妈妈听不懂。我便绞尽脑汁地解释道：“就是……白白的那个！和绵羊一样的那个，头上尖尖的、长长的那个……”

妈妈听得更糊涂了。

我一着急，就用手摸了一把下巴，做出捋胡子的样子：“这个嘛，有的！这个样子的嘛，多多地有！”

妈妈恍然大悟，大笑而去。当天晚饭时，大家聚在一起时，她把这件事起码讲了五遍。从此，每当派我去赶山羊的时候，大家就会冲我捋胡子：

“李娟，快去！白白的，头上长长的！”

当然这只是一个笑话。但时间久了，这样的笑话一多，就不对头了。我这算什么呢？

每平方公里不到一个人，这不是孤独的原因。相反，人越多，越孤独。在人山人海的弹唱会上，我更是孤独得近乎尴尬。

在冬库尔，我们石头山驻地寂静极了，寂静也掩饰不了孤独。收音机播放着阿肯对唱，男阿肯咄咄逼人，女阿肯语重心长。卡西啧啧赞叹：“好得很！李娟，这个女人好得很！”我不知“好”在哪里，更不知卡西情识的门窗开在哪里。

闲暇时候，总是一个人走很远很远，却总是无法抵达想去的地方。只能站在高处，久久遥望那里。

每次出门，向着未知之处无尽地走，心里却更惦记着回家。但是去了很久以后，回来看到一切如旧。羊群仍在驻地附近吃草，斯马胡力和哈德别克仍躺在草地上一声不吭。

半坡上，三匹上了绊子的马驮着空鞍静静并排站着。溪水边的草地上，妈妈和卡西正在挤牛奶。看了一会儿，再回过头来，斯马胡力和哈德别克已经坐了起来，用很大的嗓门争论着什么，互不相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