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辑 戈壁酸梅汤和低调幸福（第6/14页）

“自己看书，收获反而很多，不过我这个人从小脾气拗，我老是爱问：‘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学校里说，舞台分六区，中间的位置是帝王的位置，两边呢，是阴谋的区域，难道非这样不可吗？为什么？不这样不行吗？舞台不是可以成为无数个区吗？不是也可能只有一个区域吗？我这样想着，探索着，也就搞出一套自己的想法……”

二十五岁，有一天，他骑着破脚踏车，穿件短裤，就上准岳母家去求婚了。

岳母知道他什么也没有，倒是看中了他的鼻子，他从小的绰号叫“大鼻子”，据说大鼻子是主富贵的，他万分感激发明这种说法的相士。岳父是银行家，他也无可无不可的，只说：“你们反正还不是都讲好了。”

结婚好几年，他们一直叫他“傻女婿”。

除了结婚，他一辈子没再穿过西装。忽有一天接到通知，要他“服装整齐”去领“‘教育部’的文艺奖章”，他慌忙去找大舅子借了领带，又找小舅子借了西装，穿好，上台领奖了，然后又急忙脱了，让物归原主。

“我一毕业先教了一年书，教美术，我还是个不错的老师呢！后来要结婚，就到台北来了。先在信义宗的传播机构做事，后来又在光启社学了剪接和冲洗，然后就到了台视，名分是演员管理，做的是企划，也做了半年场务，到《玉钗盟》才做了个‘现场指导’（类似副导），到《伐纣》，算是真的做导播了。

“我其实是一个很含忍的人，我的理想达不到，别人不照我的办法做，没关系，我还是做，我服从既有的制度，我遵循命令，但我‘偷偷的’把事情用我自己的办法做得更好了一点，让人看见，然后说：‘你看这样不是好一点吗？’对方让了一点步，我下回再多走一点，我不像那种年轻气盛的小伙子，一言不合，拍了桌子就走，那种人，一件事也做不成，最后只剩下一肚子理想。

“我的身体并不好，小时候得过肺病，虽然结了疤，但如果太累，疤就会又张开来，我曾经三次吐血住院，我以为我完了。但我总算又爬起来，而且一旦病好，一定又重新坚持‘交给我的事，我会全力去办’。别人说‘黄以功的品质，有一定的水准’，别人说，‘他的东西可以信赖’，我觉得就是无上的报偿了。《秋水长天》那次，公司忽然想起来，给了我三万奖金，我很感动，觉得那是三百万。

“我在公司里对老一辈的演员像曹健、张冰玉、傅碧辉这些人从来不叫他们的名字，我总是叫他们叔叔、阿姨，而他们，只要在工作时，他们也一定叫我导播，大家相处得很好。我尊敬他们没别的，是因为他们那么多年以来一直在为戏剧尽力。他们呢，也自自然然地把我当晚辈来爱护。”

“你跟演员一向都处得那么好吗？”

“不，刚去台视的时候还大骂过两个，一个是白嘉莉，一个是王孙，没想到骂完不久，倒又成为好朋友了。

“演员跟着我也很苦，我喜欢出外景，一会儿鹿港，一会儿淡水，演员跑到中部南部，累得要死，公司只多发一百八十元一天，谁爱出外景？可是因为是我请他们去的，他们也就不说话，出来了。像萧芳芳、胡茵梦这种演员，也规规矩矩拿一样多的钱而没有暗盘。光看萧芳芳带二十几种药瓶跟着我跑，就已经够令人感动的。跟胡茵梦合作也很愉快，有人说她拍戏是‘迟到大王’，一迟居然五六小时，跟我拍《碧海情涛》，她差不多不迟到了，万一迟了，也顶多只迟半小时，演起戏来也认真。我一向看不起砸杯子的导演，作威作福有什么用？权威是建立在作品上的，不是建立在拍桌子骂人上的。我其实有时也生气，但是我顶多生自己的闷气，最重要的是想办法解决问题，光是生气谁都会，用不着做导演的来生！

“‘新闻局’办什么‘演艺人员研习会’，其实我倒觉得该去接受讲习的是导演和其他电视电影的制片以及工作人员，‘什么人玩什么鸟’，导演这么烂，他还能造就出什么样的演员，不是一清二楚的事吗！”

“你对电视的这套看法、这套体系是从哪里来的？”

“有两个来源，第一是舞台工作给我的刺激，我是正式戏剧系毕业的，当然不能忘情舞台，我一直在导着张晓风的、李曼瑰的、姚一苇的和王祯和的戏（有机会，我很希望再导一个希腊悲剧）。许多年前，我导张晓风的《武陵人》，忽然，我开始想：‘什么是现代？’古典的东西是需要现代注释的，而电视应该是最现代的东西了。在电视里，现在人想要看现代东西。光做一个处理悲欢离合的情节的导演对我来说已经没有意义，这个对手太小，太没有挑战性，所以我要在我的戏里放进一点意念。我不要跟现代人脱节，不管古装时装，经过我的处理，我总要留下一点现代人的再思，譬如说我做《伐纣》，就把纣王处理成一个神经质的人；譬如说，《秋水长天》，我要让演员‘以不演戏为演戏’。我要让人觉得那些人是现代的人，是现代的、在我们周围生活着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