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托邦、革命与知识分子（第3/5页）

对于从波普尔到伯林的自由主义反乌托邦主义者的观点，雅各比在书中做了深入的评述，强调指出，将乌托邦主义视为现代极权主义的来源是一个极大的误解，坚决捍卫乌托邦主义一一或者它的反偶像崇拜的版本，表现出了非凡的理论勇气。

二战以来，反乌托邦主义愈演愈烈，至二十世纪末，苏联解体 ，“9·11”恐怖事件等重大事体相继发生，已然成为国内和国际间的思想主流。但是，应当看到，坚持乌托邦理想的知识分子仍不乏其人。针对当代对乌托邦主义的敌对观点，曾任美国政治科学协会主席的史珂拉公开声明说，她不想加入这种反乌托邦大合唱的队伍之中。正如她评述说的那样，自从法国大革命以来，就有灾难预言者断言，每一次乌托邦旅程的终点都会出现雅各宾主义和断头台，任何革命都注定以专制统治结束。她指出，这种论断是没有根据的，乌托邦在这里作为恐吓、威胁以及诽谤对于的方式被误用了。她进一步说，这种害怕改变现状并力求结束乌托邦的态度，将使积极的政治思想不复存在，即使所谓的改革能够继续，也是丧失政治活力的。现在，任何人都渴望有改革能力的政治，她据此反复强调，如果人们确实渴望，那么乌托邦是非常有用的，或许是绝对必要的。

中国:乌托邦与反乌托邦

中国原来就是一个缺少乌托邦理想的国度，在经历过浩劫和悲剧性事件之后，乌托邦的完美图像在国人心目中几乎完全消失了。

如果说，我们在二十世纪后期曾经制造过乌托邦的话，那么大抵是“蓝图”传统的乌托邦。所谓蓝图，除了规定细节之外，还有绝对的、普遍覆盖的一面，实际上同样体现为一种强制性。反乌托邦，倘是反蓝图式的乌托邦，如小说《我们》、《1984》、《美丽新世界》等反极权主义、科学主义那样的乌托邦，其实质与雅各比所称的反偶像崇拜的乌托邦是一致的。问题是，我们连后者也给反掉了。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海内外评价晚年毛泽东的时候，大都归结到他的“乌托邦主义”,并加以否定。在我们的专家看来，“三面红旗”中如公共食堂、大炼钢铁、除四害、放“卫星”等等，所有荒诞的蓝图都被归纳为毛泽东的诗人的浪漫主义；甚至对文化大革命，也作出同样的乌托邦式的阐释。不可思议的是，曾被称为“新左派”的一些人物至今仍然制造毛泽东神话，美化他晚年的政治理论和实践，把六七十年代描绘为阳光灿烂的日子，重建蓝图乌托邦。雅各比说的“蓝图”，所指除了未来的维度，还包括对过往历史的重新阐释。我们的学者有所谓的“通三统”，就复制了毛泽东的蓝图的部分内容，把传统文化同现代文化捏合到一起；此间，还提出“儒教社会主义国家”的乌托邦概念，说到底仍旧在于维护等级与威权。

在西方，当自由主义者蜕变为保守主义者之后，尚有可取之处在于，他们保守的仍然是自由的残留物。而东方的保守主义者，则只能沦为专制主义的合法继承人，因为在这里，并没有自由民主的政治资源可供消费，有的只是数千年一贯的封建王朝统治及其意识形态而已。相当一段时期以来，我们习惯于把这种意识形态称作“传统文化”，而极力加以维护。九十年代，学者乘潮而起，试图颠覆五四，最响亮的口号是反“激进主义”。由此产生更荒诞的比附，就是把五四同文革联系起来，说是五四开了文革的先河。五四时期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创世纪”，这时，一切价值被重估，偶像破坏，个性解放，思想多元；其关于“自治”的核心思想及行动原则，对于解构传统的“家天下”及威权主义，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而文革，则是彻底的“一元主义”统治，是被组织，被操纵，表面上看起来颇具无政府主义色彩，实际上是高度集权。红卫兵运动之后，尘埃落定，“全面专政”的本质就看得更清楚了。五四是十足的反偶像崇拜的乌托邦，相反文革是狂热的偶像崇拜，崇拜领袖，崇拜集体，崇拜国家。反对五四的乌托邦主义，不管愿意与否，其实都在努力恢复传统乌托邦的“蓝图”规制而已。

上世纪后期经济改革启动，而相应的政治改革阙如，致使精神的真空只能由无尽的物欲去填补。与国家意识形态反复宣传的“稳定性”相对应，物质主义、消费主义成为一种普遍的新的价值标准。整个时代的特征不能不是反乌托邦主义的。

乌托邦精神就是对现实的批判、否定和改写；失去了乌托邦，便意味着对现实的仆役般的忍从。可是，而今谁来构建乌托邦——反偶像崇拜的乌托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