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何满子先生（第2/3页）

他有一篇很机警的文章，叫《“下文”缺乏“上文”也缺乏》，立意在于提醒读者，面对社会事件时，必须注重所由发生的制度根源。他的杂感，从来不像我们高贵的学者那般做出“客观”的姿态，而是发扬踔厉，非表现他的主观倾向和基本立场不可。正值举国大做建国六十周年纪念之际，不妨回头看看何先生的一段总结:

建国以后的头等重大灾祸共四次:胡风案，反右，“大跃进” “文革”。前三次也提得上“史无前例”的定语。至于内部的什么路线斗争，你整我我整你之类，虽也闹得很凶，权要失势，元戎落马的事也时有所闻，但老百姓管不着。而这四次“史无前例”的灾祸，却是延祸于老百姓，有的叫千万人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有的则闹得全民没饭吃，俄殍遍野;最后一次几乎是以民族为赌注，想起来至今犹有后怕的。

何先生讲文学理论，常常讲“人民性”，这里他拿出了最好的例子。在朝在野，了了分明，令人想起元人张养浩的《山坡羊》。

去年，我重印了何先生的一种读史随笔《中古文人风采》记得读后记时，很受震动。他这样写道：

在《魏晋清谈人物剪影》将要完篇之时，已是八十年代的最后一年。在赶写这最后部分的文字时，我想到中国知识精英最早的灾厄，东汉党锢的历史。那是中国读书人群体意识最早觉醒的一役，而且汉末的清议名士和魏晋的清谈名士虽然性质和倾向不同，却有其微妙的传承关系。我因意外的剌激搁下了魏晋清谈，改而写汉末清议。

感时而发，一如他所说“不以学识为务”。从这里可以看出，何先生之为人，为文，确有一种侠义风格，与一般的文人学士是很两样的。

在诸多社会事象中，何先生似乎更为关注文化动态，对于影响舆情的许多问题，总是及时表态，毫不含糊。像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流行音乐、武侠小说，九十年代的“国学”热等等，他都是大声说“不”，明显地反潮流。

在音乐方面，何先生有过很好的训练，青年时作过曲子。他对流行音乐的批评，就是不能容忍其中的庸俗化倾向。他把这类迎合时尚的现象称为“商品拜物教”把唯在俘获感官效果的音乐称为“噪音”，很不屑地说“有点流行歌曲玩玩是不妨事的，要紧的是要知道那不过供玩玩，寻寻开心。但如果‘邓丽君歌当舜音至’就糟了，何况连邓丽君都不如的呢？”他特别不满官方对一些庸俗歌曲的纵容和鼓励，严正指出，“全世界没有一个文明国家是由政府机构出面，领导人授奖来鼓励扭捏作态的酒吧间式的庸俗歌曲的，有之，只有中国。”他寻求“正声”，除了音乐本身的问题之外，显然包含改善国民素质的要求，有着更深隐的忧患意识。

金庸武侠小说一味编造怪力乱神的故事，语言沙泥俱下，观念陈腐不堪，在教育水平低下、“三国气”和“水浒气”相当浓厚的中国社会中得以风行本不足怪，但由北大教授及诸多文学史家奉为经典，供上文学圣殿，倒是咄咄怪事。何先生曾经撰文，从文化意识方面痛加拒斥，指出武侠小说是“为旧文化续命”而反“新人文精神”的，说；“可怪和可怖的是，‘五四’过去了八十年，今天竟有人对这种旧文化越加鼓掌欢迎，评功摆好！”

历史是可以倒退的，几经反复，永远反刍也不是没有可能。当年鲁迅不赞成施蜇存在青年中提倡读《庄子》与《文选》，正是从保卫“五四”新文化的成果出发的。时过境迁，想不到至今还有不少学者做翻案文章，为施蜇存打抱不平，不由人不感慨系之。

从鼓吹“新儒学”到后来的“国学”热，何先生一以贯之地持反对态度。他指出：“周孔儒学之所以能成为数千年中国文化的主流，是因为它的伦理政治学说恰好适合‘家国同构'的历代专制王朝的统治体制。国家机器掌握在哪个家族手里，他家就是万民之主……(这种‘家国同构'的统治体制直到蒋介石统治才改为‘党国同构’)。既然‘家国同构’，则‘三纲五常'的儒家宗法伦理学说天然就成了不能更易的统治思想，稍有逾越，便是异端。民族文化就被限定在这个铁定的圈子里，不再有创新的生机。可历史所昭示的，直到西方的先进文明的打击下实在再无法撑持时，才被迫变法。”把变法局限在传统的框架之内，顶多是鲁迅说的“半当真半玩笑的变法”要深化改革，不改辕易辙不行。何先生以十分肯定的语调说：“统治了中国几千年的儒家学说绝对催生不出现代文明来。”把文化分析同社会变革结合起来，以古证今，结论看起来虽然有点民族虚无主义的味道，实际上是合乎事实的，科学的，捍卫了五四的新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