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年和被年过

要是吃瓜子可以不吐瓜子壳，吃葡萄可以不吐葡萄皮，瓜子和葡萄就完美了。要是过年可以只大吃大喝、好吃好睡，而不用奉陪亲戚拷问有没有对象、生没生娃、买没买房子，过年就完美了。

可惜，不能。

所以，不得不一大早爬起来提着糕点拎着烟酒到亲戚家，被人拉上麻将桌，一边盘问工资和工作内容，一边听他摩拳擦掌地声称要把你带来的钱都赢光。亲戚叼着烟装出对互联网行业很懂的样子，对北京楼市很懂的样子，对全球形势很懂的样子，对中南海局面很懂的样子。其实他跟中南海的唯一交集就是嘴里叼着的烟。中南海的味道他的确熟，跟芙蓉王不太一样，就像北京的楼盘肯定要比老家贵些。

到吃饭的时候，他语重心长地告诫你，不喝酒是不行的。走到哪儿，不喝酒都不行，西方哪个村子他没去过，还没见过跟人打交道不需要酒的。

所有这些根深蒂固的认识，像斑驳的城门下盘踞的老树根一样，扎扎实实地打牢在土地上，让你意识到大千世界和陈旧观念的龃龉，并暗暗下定决心将来一定不要在未曾老去的时候就变成一个如此倔强而封闭的人。

于是你发现，沿袭下来的年的过法并不一定是对的。哪怕是像贴春联、放鞭炮、吃元宵、看春晚，这些毫无异议地属于大年三十的重要节目，可能恰恰是不重要的。

虽然它们曾经重要过。但许多事情并不因为人的留恋而就此驻足。要靠鞭炮、春晚、元宵来系住年味，实在是刻舟求剑，一厢情愿了。

它们之所以富有年味，是因为曾在特定的年代、特定的地域，给特定的人，带来了喜乐。真正属于年味的，是喜乐本身；而能够承载喜乐的事物，则随着世界的发展，悄然转换了。还有谁觉得抢花炮比抢红包好玩吗？

我妈说她小时候，到了年三十，全村的小伙伴挨家挨户去拣炮，去看春联门画，比谁家的好看。我小时候玩炮玩了五年，现在的小孩儿，送给他们炮他们都不玩了，吵着闹着要玩电脑。还没到春节，各种活动送的春联够贴十年的了，无非“招财进宝”“福星高照”，内容和字体连过去乡村塾师的水平都赶不上。

过去的年画，要突显年味，总喜欢画梳着朝天鬏的小孩儿屈膝点炮，旁边姑娘伸手捂起耳朵，所谓“闺女要花，小子要炮”。下个世纪的人看到这种年画，会觉得寡淡无味，因为他们从小就不曾领略玩炮的趣味，就像玩iPad长大的儿童未尝领略玩泥巴的趣味一样。吃元宵对他们来讲，就像喝矿泉水一样。而要让年味融在元宵里，必须是在一年都吃不上几回元宵的年代才可以实现。

年味越来越淡不因为别的，只因为农耕社会的一去不返，在那种社会下大家庭式的也生活一去不返了。

在距今很久远的时代，到了冬天，人类没事干，吃饱喝足了，要找点事情来闹腾闹腾，于是有了对新年的庆祝。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最重要的节日都在冬天，就是明证。冬天是休息的季节。人活一生不是为了休息，到了冬天，他们贮藏了一年的粮食，又没办法冬眠，只好搞点活动来刷存在感。在古印第安人的部落里，冬季有个赠礼节，要把自己家里最贵重的东西赠送给邻居。赠礼节的意义，和过年是一样的。

过年的意义就在于休息，在于耗费，在于不事劳作。所以《周易》说：“先王以至日闭关，商旅不行”。人类一年到头都在劳作，在生产，在创造，如果到了年底还在生产和创造，就体现不出创造性了。如果所有的工作都是创造性的，就没有什么工作是创造性的。因此，耗费本身正是一种创造。有了冬季的闲散，才体现出人活着是自由的，是自由在创造，而非机器一样终年不断地劳作。

在这个意义上，过年是人类自由精神的体现。生存不仅是上天的恩赐，也是人类的创造。一旦丧失了这种精神，过年就不再是过年，而是被年过了。

年就在这里，大家都过，你不能不过。公司放假，大家都回家，你不能不回。大家都走亲戚，你不能不走；大家都搓麻将，你不能不搓；大家都喝酒，你不能不喝。这样，就把一些原本有意思的事情，变被动了，变不好玩了。

人的一生也是如此。有人是过完一生，有人是被过完一生。后者的一生，是丧失了主动性的一生，是沦为奴隶的一生。或为金钱奴役，或为名望奴役，总之不得自由。

自由的人，主动地过年，不被动地让年来过。要从过年中得到喜乐，得到满足，不要仓皇地走完一样样流程，等待春节的离开。自由的人，要在过年中得到幸福和快乐，不是要完成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