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旦大朝会

开封皇宫大庆殿，四名高大威武的镇殿将军站立四角，皇帝高坐宝座。殿外，文武百官加皇亲贵胄冠冕朝服，肃立无声，甚至在京的举人们也被叫来。来自各地的进奏使献上贡品，接着是四方前来朝贺的使节上殿，包括大辽、西夏、高丽、回纥、于阗、大理、大食……在节日喜庆祥和的气氛中，新的一年开始了。

这是《东京梦华录》对北宋皇宫“正旦大朝会”的描述。说起来很多人会感到意外，尽管宋朝有正旦放假前三后四（春节前三天和后四天）的规定，但皇帝、官员、皇亲们，正月初一不放假，而是必须上朝。这一天的朝会，是一年当中为数不多的大朝会，哪天请假，这天都不能请。其实，很多朝代都有这个规矩。这也就意味着，大多数的在京官员乃至皇亲国戚，守岁之后，顶多打个小盹儿，就得穿戴整齐，顶寒风、冒瑞雪，披星戴月赶往皇宫上朝，相当辛苦。

过了初一，也不见得就能在家陪父母亲人，皇帝还要选有能耐的武将一起到南苑射猎，玩上一天，然后赐宴。遇到春节赶上立春了，还要有打春仪式。头一天，开封府就要赶一头牛进皇宫，这叫春牛。拿鞭子抽抽牛，叫作打春，那意思，大概就是新年得好好干活才有个好收成吧。

各种繁杂的仪式，有可能持续到正月十四，那天皇帝要去五岳观迎祥。侍卫官员、三衙太尉、执宰侍从、亲王宗室前呼后拥，怎么也得几百上千人加班。不过从另一个角度说，这也给老百姓提供了娱乐机会，大家里三层外三层地看车驾仪仗——不过有个规矩，不准出大声。“有高声者，捶之流血”，大过年的，就被打得头破血流。

按现代的规矩，过了初六就该上班，最晚也就到元宵节吧。而在古代，到了元宵节，大家才能真正消停下来。皇上不出宫了，百官才能放松。当然也不是所有人都这样，遇到会试之年，进京赶考的举人们就要在元宵节后没多久考试了，又一番忙碌。

明朝的于慎行在《谷山笔尘》中记载，唐朝的官员有“春月旬休”假期，休息十天。当然休假也不能去旅游，因为皇帝要请吃饭，在这些天里，从宰相到员外郎，都要请到，每人还要赐钱五千贯。唐玄宗甚至会在花萼楼请卫队吃饭，尽欢而散。到了明成祖朱棣时期，百官从元宵节开始，还有十天假期。于慎行抱怨道：现在（万历年间），皇上约束太严，今天禁止宴会，明天禁止游乐，百官萧然愁苦，工作倦怠。他觉得一张一弛才是文武之道，一天的安逸，能补偿十天的辛劳，就该多放几天假，才能更好地工作。

相对于官员们，老百姓就要轻松自在得多。宋朝汴梁城的老百姓，从正月初一开始，就得到开封府的“通知”，允许关扑三天。啥叫关扑呢？就是古代一种独特的买卖方式。你看中了我的货，那好，咱俩赌一把，你赢了，货拿走不要钱，要是我赢了，你得按价付款，但东西不能拿。这种赌博式买卖在平时是非法的，要被发现会被带到官府打板子，但在正月初一到初三，就可以进行。食物、蔬菜、鸡鸭鱼肉、水果、鲜花、木炭、绸缎、珠宝、化妆品、衣服鞋子、梳子、帽子、玩具等各类百货，甚至酒楼的饭卡酒牌，都可以参加关扑，满大街都能听到关扑的吆喝声。关扑是如此有趣，乃至一旦发生，便被聚众围观。当然，买的没有卖的精，洪迈《夷坚志》就讲，有一位手气太背，和卖黄柑的小贩关扑，输了一万多铜板，却一口黄柑都没吃到。

春节假期的高潮，是正月十五元宵节。唐朝、宋朝、明朝、清朝，这都是个重大的节日，无论是长安、汴梁还是北京，主要街道全都搭起彩棚，花灯高挂。据说唐朝的长安城，原本是实行宵禁的，但元宵节前后三天，允许“放夜”。甚至皇帝也参与其中，不惜斥巨资搭建巨型花灯。有人带头，老百姓自然不甘落后，摩肩接踵，争先恐后上街赏玩。

到了宋朝，汴梁灯会的主要场所在御街（皇宫正南的大街）上，开封府搭建的彩棚正对皇宫宣德楼。御街两旁歌舞百戏无比喧哗，声震十数里。吞铁剑的、玩木偶的、演杂剧的、说书的、吐五色水儿的、炼丹的、弹琴吹箫的、驯猴的甚至驯鱼的、驯蚂蚁的、驯蝴蝶的……整个御街那叫一个热闹，走都走不动。

和唐朝一样，宋朝元宵放灯也是三天。后来有所改变，汴梁可以放五天。《铁围山丛谈》说，民间传说，是吴越王钱俶来见宋太祖赵匡胤，出钱买了两天灯，从此变成五天了。实际不是这样。真实的情况是，后蜀孟氏投降，时间正好是正月。宋太祖心里高兴啊，下了旨意，开封元宵放灯，三天延长到五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