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的“秘密”（第2/2页）

对第一个问题，布雷耶提出了一种与激进主义宪法观（由另一个大法官斯卡利亚持有）针锋相对的“实用主义”宪法观。他认为，在宪法对一些现实具体问题答案不明时，应当运用“立法意图”和“预期后果”原则，灵活诠释法律，“必须尊重宪法条文，同时构想这些条文应如何适用于当下现实，由此实现对宪法的重新构建”。从表面上看，美国宪法的确二百多年坚若磐石，但仔细观察，会发现美国宪法实践存在着缓慢然而巨大的演进。一个例子就是政府在经济生活中的功能：1789年时，美国政府是真正意义上的“小政府”，既没有对垄断的管制，也没有全民福利的提供，到了2012年，美国政府在经济生活中可以说无处不在，金融危机中的积极“救市”举措只是其中一个例子。在这个过程中，尤其是在两个罗斯福总统时代，法院通过数个案例实现了不情愿同时也是不得已的“华丽转身”，认可甚至推动了这个变化——批评者也许会说这是“司法独立性”让步于“多数暴政”的例证，但在布雷耶眼里，这恰恰是与时俱进的“实用主义”宪政观的体现。

对第二个问题，布雷耶提出，在一种价值观和另一种价值观相冲突时，应适用“比例原则”，权衡利弊适度平衡。在布雷耶的描述中，一个好的法官与其说是一个斩钉截铁的英雄或义正词严的斗士，不如说是一个啰啰嗦嗦、犹犹豫豫、不断掂量“一方面，另一方面”的学究——正是这种啰嗦和犹豫显示出一个法官的审慎和平衡感。今天我们观察美国最高法院的一些判例，也能清晰地看出其中的反复和含糊——关于“平权法案”的“哥莱兹对博林格”判决，一方面主张对少数族裔的高校录取照顾原则，另一方面反对强制性的按种族比例招生原则；关于竞选捐款，2010年“公民联合会对联邦选举委员会”一方面保留了个人和公司直接捐款限额，另一方面又为公司或工会的“集团”政治广告开了绿灯；再联想到法院在堕胎、枪支管理、同性恋婚姻等方面的判决，可以看出“含含糊糊”是美国最高法院重大判决的一个特色，而这种含糊，与其说是懦弱，不如说是在“诸善之争”面前的智慧。是节制感，而不是激情，塑造了法治文化和人治文化的不同。

获得民众的信任并非一劳永逸之事。如果最高法院在其判决中背叛了美国宪法的最基本价值观，或者没有对这些价值观进行与时俱进的适应性诠释，或者在宪法所追求的不同价值观之间没有实现微妙的平衡，民众的信任和服从很可能随风而去。这大约是美国法官们工作的艰难之处：他们永远在如履薄冰，永远在风口浪尖。但这大约是他们的工作充满魅力之处：他们需要不断运用智慧化险为夷，化干戈为玉帛。他们像童话中的精灵，用一根神奇的指挥棒，持之以恒地从一份简短而平淡的文本中唤起心跳，将承载着自由、权利、平等等价值观的血液传输到美国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