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的“秘密”

在何帆所译的《法官能为民主做什么》一书开头不久，作者布雷耶大法官提到他所经历的一个细节：一位非洲大法官困惑而羡慕地问他，“为什么法院说什么，美国人都会照办？”这个貌似天真的问题问得实在深刻，问出了很多国家——尤其是法治不健全的第三世界国家——民众的心声。仔细想想，难道不蹊跷吗？美国宪法一共四五千字，最高法院一共九个法官，凭什么要听从那薄薄几张纸、以及那几个根本没有掌握“枪杆子”的人？

布雷耶从一个大法官的亲身经历和反思出发，引领我们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

需要指出的是，美国人对法院的遵从并非因为法官至善至能。在三权分立的政治结构下，人们往往把总统看做随民意而摇摆的民粹分子，而国会议员的形象，则是为了党派利益互相大打出手，置国家利益于不顾，只有法官，在人们的集体想象中往往代表着公正、超脱、冷静。事实上美国的各种民调也显示，最高法院的民众支持率一般明显高于总统和国会。即使在中国，关于美国司法制度，我们也耳熟能详一种看法：“美国的大法官不是选举产生的，所以他们是抵抗多数暴政的堡垒”。

但美国的大法官果真如此超越历史和社会地英明神勇吗？事实似乎比这复杂得多。美国的司法史上，最高法院犯过许多重大错误，1857年“斯科特对桑福德”一案中，大法官判决黑奴斯科特没有公民权，被很多人视为美国内战的导火索；1896年“普莱西对弗格森”案中，最高法院判决种族隔离并不违宪，导致种族隔离政策继续了半个多世纪；1944年“是松诉美国”案中，法院判决罗斯福总统战时“以集中营安置日裔美国人”的做法合宪，给美国宪政史留下一个巨大污点……凡此种种，足以将大法官们拉下“圣坛”。事实上，历史上美国人也无数次以实际行动表达了对法院判决的不信任，大到美国内战，小到层出不穷的对已有判例的重新挑战，都是这种不信任的表达，甚至可以说，一定程度上正是这种不信任推动了美国宪政和法治的完善。

那么，为什么时至今日，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法院说什么，美国人都会照办”呢？布雷耶书中举例道，2000年最高法院宣布“布什对戈尔”案中布什胜诉，从而为布什赢得选举扫除了法律障碍，当时大约有一半美国人激愤不已，这些激愤的美国人为什么不“揭竿而起”，或至少搞点打砸抢泄愤一下呢？在“咱们这儿”，左派公知和右派公知网上斗个嘴，都不“约架”不足以解恨呢。

我们可能会说，美国人听从法院的决定，是因为他们有守法的习惯和文化，简称“人家素质高”。但是“素质”从何而来呢？民众不是傻子，如果法院承认强拆十分之一的住房、或者强抓十分之一的女性堕胎“合宪”，估计美国人也没那个“素质”去做守法公民。布雷耶解释道：人民遵从法律，是因为他们信任法院。但是，“信任”又是从何而来呢？民众对权力机构的信任，如同恋人之间的信任，来之不易而又脆弱不已，又如何维系？

在布雷耶的书中，我们看到民众对法院的信任，来自于法院捍卫宪法及其基本价值观的实践。美国宪法所追求的基本价值观是什么？个体自由和权利、地方自治、限制政府滥用权力、限制民粹主义——以及后来，在宪法第14修正案之后，“法律的平等保护”。虽然曾经有过反复和游移，美国的法院在200多年的大风大浪中，努力守护宪法所点亮的这几个火炬——正是对这些美国立国精神的忠诚，塑造了民众对法院的信任。换言之，人们听从法院，是因为法院在源源不断地提供合乎人们基本价值体系的“公共善”。

这从书中所举的几个经典案例可以看出。1952年，Youngstown Sheet & Tube Co. v. Sawyer一案中，法院裁决美国总统杜鲁门为了应对韩战而将私人钢铁企业收归国有的做法违宪，从而维护了私有产权。1954年，“布朗对教管会”一案中，最高法院冒南方各州之大不韪，一致裁决“种族隔离”制度违宪，将第14修正案中的“平等保护”原则落实到了现实。小布什时代的关塔那摩案，则显示了最高法院如何“处处”和总统“作对”，以维护关塔那摩犯人的基本法律权利……由此可见，最高法院将捍卫宪法所保护的个人权利、自由和平等视为己任，由此获得了民众的信任。所谓“法治”文化，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来自于权力机构的价值自觉与实践。民众的“素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机构本身的“素质”。

然而“捍卫宪法”这件事，其实并不像字面上那样不言自明。如何捍卫宪法是一个“技术活”，不但需要法官在面对强权或者民粹时的勇气，更需要调适“精密仪器”的智慧和耐心。这件事情的难度在于：第一，忠实于宪法意味着什么？原教旨主义式的忠实还是揣摩立宪者的“立法意图”，并将此意图适用于日新月异的社会？第二，当宪法所体现的一种价值观和它所体现的另一种价值观在现实中发生冲突时，法官应该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