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御史与一枝梅(第4/5页)

皇帝再爱东坡的才华,也不禁愤怒了;东坡呢,“这回捉将官里去,差点断送老头皮。”舒亶,也就以陷害东坡先生而遗臭万年了。

且慢,真的完全是陷害么?东坡自己也直承不讳:大部分被指摘的诗文,他就是这意思,就是觉得新法有问题。所以,我们也不能责怪舒亶无中生有啊,他最多是上纲上线。

但上纲上线,不正是中国政治斗争的传统?打击敌手,最有效的办法是道德上抹黑,儒家体系环卫着的君权下,最不道德的是什么?是三纲五常的触逆,是违背君臣大义。只要从这儿下手,不管你多劳苦功高,私德多无瑕,你都再无辨白余地,从此万劫不复……

舒亶想消灭东坡及东坡身后的旧党,他就得这么干,目的最重要,手段可以抛至一边。绝非正人君子。

但是,再回头来,假设另一种可能性:如果,如果他是真的,坚信不疑地认为:为了大宋社稷,苏轼该死呢?

他是新党,新党的共同信念是,唯变法才是强国之道,不变法,则国衰亡无日矣。谁反对新法,谁就是故意误国误民,是大宋朝的罪人。

这种想法在今天看来,当然片面偏执。可在当时,却是天经地义。旧党也一样,他们坚决地认定:新法祸国殃民,新党都是想要升官发财不择手段的奸险小人,不除新党,国将不国。

中国人讲究中庸之道,可中国的政治斗争模式,永远是东风与西风,成王败寇,没有求同存异,异见合作的半点可能。北宋百年间,出了多少豪英,却沉陷于内斗,不论新党旧党,都抱着汉贼不两立的态度,一边自我标榜爱国爱民,一边从根本上妖魔化对方的动机,互相打击与报复,加上君主制下,总是政随人息,一朝天子一朝臣,于是,一轮轮越来越残酷的政治迫害……

并不想替舒亶翻案。只是,世界上的事情,并不是简单的善与恶,人性,也不仅是黑与白。如果对于历史人物,仅限于痛诟与赞美,今天的我们,还会沦陷于相同的误区。

舒亶一直做到御史中丞,主管御史台,关于他的工作成绩,《宋史》中,有这样的评价:“举劾多私,气焰熏灼,见者侧目。”

《宋史》的修撰思想,尊循程朱理学,而这两位理学先生,对于王安石变法及新党深恶痛绝。虽然修史讲究公允,但词藻上的褒贬偏向还是肯定会有的。这段评述,抛开感情色彩,至少有一点,能够确信:舒亶,真是已经让百官们恨透了!他本是皇帝的忠犬,但现在这过于热衷咬人的劲头,人们怀疑,他是不是有点疯了……

终于在一次弹劾官员的过程中,舒亶被抓到了小辫子,以微罪,被皇帝顺应民心地免职了。估计神宗也受不了这个偏执狂了。直到十一年后,哲宗继位,才重新回到官场,后来以边功重受重用,六十二岁病死于军中。

灰溜溜回家时,他四十二岁,给自己的房子起名“懒堂”,以示心灰意懒。《虞美人》一词,就是这段时间写的,可看不出他有多沮丧。

“故人早晚上高台。赠我江南春色、一枝梅。”如果按照舒亶当御史时咬人的逻辑,完全可以理解为贼心不死,呼朋引类,企图卷土重来。

当然,这样也是不无可能的。但我决定,不作如是想。因为,我不想对不起那样美好的词境,那样清澈的句子。冰天雪地里的一枝梅,我们知道那洁白冰雪下面,可能隐藏着垃圾,但又怎么样呢?至少,梅花在那里。

这个世界,才不会像诗词中那样好。可是,美好干净的词句,能够帮助我们抵挡黑暗与肮脏,保有希望与梦想。

舒亶其实文才极好,写的小词,笔力清新刚健,思致委婉动人,被评论为“词亦不减秦、黄”,只是,为名声所累。

《菩萨蛮》

“画船捶鼓催君去,高楼把酒留君住。去住若为情,西江潮欲平。

江潮容易得,只是人南北。今日此樽空,知君何日同?”

人人都写离别与相思,有一往情深者,有缠绵悱恻者,有欲说还休者,他却另辟蹊径,写出了这情怀里的左右为难。世事沧桑,催行与留恋,人的想法不说,连潮水都如若有情了。然后是景物与人心,怀念与别离,又一重重的矛盾——谁说他是无情之人?最难得的是,如此深情,下笔却又明朗,于诚挚中,自有种高远。

论家也多称赞此词,却少不得带上对人的鄙夷,有人说:“此等语乃出渠辈之手,岂不可惜。”还有人更干脆,说这个词啊,思致细密,所以呢,作者也肯定是个格局小的人——就差直接说是小人之词了。

翻看舒亶留下的词集,发现有一点,他是个颇能够自我宽解的人。对于人生的无常,人情的无奈,有种坦然接受。